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
2015-05-04 19:48:32
多维人文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曾说：“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另一位五四运动的领袖、《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者罗加伦则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后来评价说：“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这似乎才是值得我们喜闻乐见的纪念五四的理由所在。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爱国运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则是公民在社会责任的感召下，进行的一场有见识与担当的社会运动。余英时先生则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启蒙，“我们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
余英时
关于“五四”，我先后已不知道写过多少篇经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从整体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观点写成的，不免流于空泛，其中并无切己之感。这次《中国时报》和《晚报》提出“五四”和个人的感受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颇为别致的构想。这种写法事实上等于是写个人思想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带有浓厚的“自传”意味。在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个笼统的“思想运动”，而是因人而异的“月映万川”了。虽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将简单地说一说我个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发生的十几年以后的，根本没有受到“五四”的直接冲击。抗战八年正是我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这一阶段，我能明确记忆的个人生命史大致是从抗战第一年（1937）开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从安庆逃难到故乡潜山县官庄乡，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那是在万山之中的一个农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离的。我在那里整整地度过了八年的岁月。那里不但没有现代式的学校，连传统的私塾也不常有，因为师资难求。所以在十六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所谓“五四”其事，更不必说什么“五四”的思想影响了。
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个乡下孩子，从未接触到现代的知识和思想。事实上，现代的正规教育和我是绝缘的，我只在私塾、临时中学等处断断续续地上过两三年的学。临时中学设在邻县舒城的晓天镇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极不方便。我只在十三岁时去过半年，然后便因病休学，等于什么也没有学到。读书识字大概主要是从看旧章回小说中得来，这是旧社会中儿童所共有的经历。此外所接触的则是一些片断的中国文史知识。抗战的末期，我曾在桐城县住过一年，那是我少年时代惟一记得的“城市”，其实也是闭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完全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于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但是我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五四”。当时无论在私塾或临时中学，中文习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话”。所以我在十五六岁以前，真是连“五四”的边沿也没有碰到。
抗战胜利以后，我才真正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先后住过的城市包括沈阳、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对我个人思想的形成最关重要。这当然便逃不开“五四”的影响了。最初一两年中，因为要补上抗战八年的教育空白，以争取考大学的机会，我的时间大都用在补习英文、数、理等科目方面，没有余暇来注意新思想、新文学之类的问题。但当时我也读了一些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作品。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梁启超给我的影响最深，胡适次之，鲁迅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刺激。这大概是因为我所生活的社会已和“五四”前后大不相同。鲁迅所谴责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体对象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无法引起我的共鸣。梁启超和胡适的影响主要也限于中国学术传统方面。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他一方面批判旧传统，一方面又激动读者热爱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矛盾的统一”。但是对我个人而言，他的热情似乎偏向于“求知”的一面。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启示：我必须去真正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这种理解，和为理解而从事的研究，必须是超越现实效用的。我们决不能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历史。
这一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在胡适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胡适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梁启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国的传统，我必须同时要对西方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这便把我推向另一个知识的领域。
现在回想起来，“五四”对我的影响大概以“求知”这一点为最深。但“求知”并不排斥“道德”，因为推动“求知”的仍是一种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情“改造中国”的理想，但我始终相信“改造”必须以可靠的“知识”为起点。“求知”的精神在“五四”运动中其实不占主流的地位，不过对我而言，这是最主要的影响。
现在大家都说“五四”是反传统的运动，“打倒孔家店”、“礼教吃人”、“全盘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我这个出生在“五四”以后十几年的人，这些口号则从来没有在我心中发生过激动的力量。我在典型的旧乡村中度过了八九年，那里并没有“礼教吃人”的事。中国农村其实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礼教”或“孔家店”压迫人的情形至少并不严重。“愚昧”倒是事实，思想封闭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相信“知识”是现代中国所最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识”，我们首先便要建立起“为知识而知识”的严肃态度。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杂志大概是储安平所创办的《观察》，此外还有比较偏右的《独立时论》等。但当时“五四”的潮流已转入马克思主义一途了。胡适早已被暗中“斗垮、斗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征，而且是“反动”、“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别是在北大、清华学生们的心中，早已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击并没有对我的思想发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他的“自由主义”还是比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这是“五四”对于我的另一面的启示。
总之，我所随的“五四”的遗产是很有限的，这当然和我的生活经验的限制是分不开的。由于以“知识”和“自由”为核心，我对于中国旧传统也产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绪。因为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怎样去认识传统的真面目。没有知识的基础，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国”的构想。
我现在当然更能认识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种“启蒙”的心态。即使以“知识”而言，“五四”也偏于实证主义一路。所以我们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当然更不必“丑化”它。以我个人而言，我对于“五四”还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这也正是“五四”所赐给我的一种“遗产”。
(小枝 编辑)
研究黨史的人，為什麼會怕楊奎松？
2015-04-24 新朋友點這裡： 中華好學者
研究黨史的人，為什麼會怕楊奎松？
作者：徐慶全
本文是徐慶全對著名學者楊奎松老師的評價文章。徐慶全老師現任《炎黃春秋》副總編輯，曾與楊奎松老師共事。兩人在中國當代史方面都有獨到的研究。可謂英雄惜英雄。
機緣巧合，我和著名學者、華東師大教授楊奎松兄認識很早。說起來，我經常有這樣的機緣，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夠接觸到比我年長的學者——儘管那時他們還沒有暴得大名。
20年前，我剛過而立之年認識楊奎松的時候，我就覺得他的學問非常深。那時，社會上是個全民經商的浮華年代，學問不被人推崇，對於歷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這樣關注。楊奎松雖然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
我也是認識奎松以後才知道他學問很深的。我把他的學術文章，或者改一個通俗性的標題；或者改個開頭結尾(是敦促他改)，在《炎黃春秋》發表。
印象中，我把他寫的關於“延安整風”的文章分三期連載，曾經大得好評。現今說起來，對於延安整風那段歷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個“始作俑者”啦。
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創辦一份雜誌——又是機緣巧合，關係更進了一步。此後，我和他相繼離開這份雜誌。再此後，他成了著名學者，我還是一個編輯。偶爾在會上見面，還是非常親切。
“清道夫”楊奎松
讀楊奎松的書，常常讓我想起“清道夫”這個詞。
常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這個詞的意思，特指在足球比賽中承擔特定防守任務的拖後中後衛，職責是只守不攻，執行單一的防守補位任務，清除攻到本方球門前的一切來球。
其實，這個詞是從南美洲的一種魚的名稱而來。被命名為“清道夫”的這種雜食性魚類，因以各種水底垃圾為食而得名且食量很大。不管是從足球場上的職責來說，還是從那條整天在海底游來遊去的魚兒來說，用以比喻楊奎松的學問，都很貼切。
在中共黨史學界，做學問的人很多，號稱學問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楊奎松這樣的人卻很少。
他的學問涉獵面廣——像雜食的魚兒，舉凡國共關係、中共與共產國際、與美國的關係、中共領袖如毛澤東的研究，都有著作問世；他的學問又作得非常扎實——像足球場上拖後的中後衛，如同吸食垃圾的魚兒，對於中共黨史學界研究中出現的史料上的模糊，學風上的浮漂等，都給以清除。
所以，在這個領域裡，很多人怕楊奎松。因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來，大多數人如果不想顏面盡失的話，只好緘口不言。楊奎松批評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就是一例。無論寫書還是講話都洋洋灑灑的金教授，對此則毫無回應——關於這一點，下面再說。
以楊奎松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來說，就是一部典型的“清道夫”式的作品。
西安事變發生七十多年了，鑒於這場事變對中共命運的轉折性意義，研究的著作可以說汗牛充棟；發動西安事變的一大主角張學良，鑒於他在事變後被囚禁的命運，以及他在海外的影響力，海內外對他進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說比他10個“等身”還富裕。
楊奎松敢在自己的著作用“新探”兩個字，確實需要一番勇氣，因為稍有不慎，就會有浪得虛名之嫌。
“新探”新在何處？從開篇序言中讀者即可領略到。
要探討“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繞不過去的問題是，張學良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
這是一個海內外學者都關注的問題，因為這直接涉及到張學良為什麼會把自己的領袖蔣介石囚禁起來而幫助中共，張學良到底與中共的關係如何；也是學界好像有定論——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問題。
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于參與這段歷史、同時與張學良有過交往的兩位人士呂正操和宋黎。
呂正操當年是張手下的東北軍將領，2001年他在參加張學良葬禮時對閻明複(當年東北軍將領閻寶航之子)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宋黎當年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據他回憶，他是從在西安事變前後曾代表中共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那裡得到肯定答案的。呂、宋兩人說法，在黨史學界至今盛行。
但在楊奎松看來，這種說法卻不靠譜。他認為，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年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
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援上述說法，更不要說以此來探討張與中共雙方關係的改變了。
在本書中，像這樣扎實的考證比比皆是，很多結論顛覆了既往學界流行的觀點。
臺灣國民黨史研究專家蔣永敬在序言中說：“此一新著不僅運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而有新的發現，同時對於西安事變若干史實作了新的探索。書名定為《西安事變新探》可謂名副其實。”
這不是一般的客套，應是蔣先生的由衷之言。
楊奎松既“尖刻”又“霸”？
說楊奎松打“筆墨官司”，就是上文提到最近一次與金一南的叫板。
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一路頌揚、一路飆升之際，楊奎松的一篇《“輝煌”莫建沙灘上——對<苦難輝煌>一書的正誤與批評》的書評，讓學術圈外的有些讀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驚訝：原來這本書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錯‘抄’”、“不可接受的誤‘讀’”、“不可理喻的編造”、“不可容忍的剽竊”四大軟肋。
當然，也有的讀者對楊奎松的批評很憤慨，認為他“尖刻”，是“學霸”。一場“筆墨官司”到現在也沒有收場。
不過，楊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後出版的的《讀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劄記》一書中，特意收錄了這篇書評，可見他對“尖刻”、“學霸”等指責並不在意。
這本《讀史求實》，是楊奎松多年來學術論文的彙集。副標題說是“讀史劄記”，多半有些謙虛。
譬如，論述戰後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中共也曾試過“和平土改”》，考察共產國際對中共財政支援問題的《政治獨立的前提》，從俄國歷史視角解讀“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命運的《毛澤東為何放棄新民主主義》，等等，一是涉及到的問題都是中國現代史上眾說紛紜的大問題，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兩萬字以上的篇幅，稱為“劄記”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實？
而就所論證的問題來說，楊奎松在這個領域苦心孤詣30年，厚積薄發，視野極為開闊，一個個極容易被人忽略的歷史細節，在作者開闊的視野中，一旦拎起來成為論述一個大問題的索引，而這些大問題，都是關乎中國現代史不同時期的節點。這怎麼能是“劄記”所可涵蓋的？
即以批評金一南的書評來說，楊奎松所指出該書的四大軟肋，既不是“劄”，也不是“記”，而是實實在在從學理上闡發的。
因為批評了“各方忽然齊刷刷力推起《苦難輝煌》一書來”，楊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謂的“尖刻”、“學霸”的責難。其實，熟知楊奎松的人都知道，就為人來說，他非常低調，既不“尖刻”又不“霸”。
前面我說過，1996年，我和楊奎松曾一起辦雜誌。那是已故的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學者鄭惠先生創辦的。鄭惠特意邀請楊奎松來當主編，可是他卻認為自己學識不夠，又推薦了另一個“楊”——楊天石——來當主編，自己則屈居副主編。這樣的人，怎麼能和“霸”連在一起？
不過，就學術研究來說，楊奎松倒是少有的較真，他身上多少帶有一點二三十年代學者那種書齋求學的特點。
早在1980年代後期，楊奎松就與將歷史作為報告文學來寫的作家黎汝清，有過一場“筆墨官司”，就皖南事變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尖銳的批評了已經成名的黎汝清。
1990年代後期我和他一起辦雜誌時，他針對葉永烈等人紀實文學書寫歷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詞，力主在雜誌上發起“紀實文學與歷史”的討論。這場討論中，楊奎松不但組織座談會，組織稿子，還親自寫文章闡發觀點。
與有人愛與名人打“筆墨官司”不同的是，楊奎松純粹是學理上的較真。
他在書中闡述為何批評金一南時說：
“如果沒有人出頭對這本書提出尖銳的批評，以這本書被熱炒和受推崇的情況，一定會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類似不顧歷史真實的所謂歷史作品跟風而起。
這註定會使人們對歷史的認知變得更加混亂不堪，使真正的史學研究成果陷入及其尷尬的境地，甚至乾脆成為一些主觀先行、生吞活剝的文學作品的墊腳石。”
從這個出發點來說，相信讀者會有這樣的期待：楊奎松有更多的“筆墨官司”纏身才好。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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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瑜：三讀黃仁宇
2015-04-23 中華讀書報 新史學
究其根源，黃仁宇的歷史觀點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他經歷的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國民黨軍隊中低能的士兵、勾心鬥角的官僚和戰爭中的野蠻殘暴，因此他要尋找的是問題出在哪裡。問題的最後答案也許真的要在歷史中才能找到，但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與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一樣，前者由於身在此中、後者由於無法重現而又同樣得到加強，因此我們恐怕誰都不能肯定地說：哇!我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不久前還在一篇文章中建議，無論是否暢銷，三聯書店的《黃仁宇作品系列》中，還是應該列入他的《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因為作者“大歷史”的落腳點恰恰就在這裡。人們讀了他《關係千萬重》、《地北天南敘古今》等，會被他對半個多世紀前的那些故人舊事的敘述所吸引，輕而易舉地被他牽著鼻子，進入《放寬歷史的視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以及《萬曆十五年》。但是走到這裡，人們會不由自主地變得嚴肅起來，他們終於發現，現代的問題，也許必須從五百年前說起。
我顯然低估了出版社的見識，因為沒過多久，這部學術著作就已經擺在案頭，同時還有一部作者的回憶錄《黃河青山》問世。就一般讀者而言，他們會覺得兩本書風格迥異，一本是敘事散文，可以輕鬆讀下去，而另一本則是被材料和“數目字管理”起來的，即使是歷史學家而非明史或經濟史專業的學者，也會只光顧那前者，而感覺後者的確不忍卒讀。其實在黃仁宇那裡，這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他無論對明代中國還是對宏觀歷史的看法，都與他的生活體驗有直接聯繫。
關於歷史客觀性的討論，聯繫到史家個人和藉以構建歷史的史料中的主體因素，已經討論了大半個世紀，故有克羅齊一切歷史為當代史或科林伍德一切歷史皆思想史之說，到後現代史學則通過文本批判等等推向極至。常有人指出，中國史學歷來有“求真”的傳統，固無疑義，但無論是追求實證性的考辨還是“秉筆直書”的史德，都不懷疑總體意義上的史料的客觀性，也不考慮即便是“良史”也有可能存在內在的局限性。這使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有學者針對宋元山水畫的議論，認為北宋山水畫表達了畫家的一種“無我之境”，把個人的情感隱含在對自然的描繪之中，而不試圖通過畫面內容的安排，把這種情感直接外露地表達出來。而到宋元之際，畫家強調的不再是描述對象的細節真實，而是把重點放在傳達個人的情感心緒之上，畫面上的自然景物不是畫家所要表現的最終目標，而只是一種手段或工具，因此進入“有我之境”。
如果僅從黃仁宇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的著作中是很難看出他個人獨特經歷的影子的，因為凡科班出身的歷史研究者總是被要求從客觀的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對待他的研究物件，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學科規範”。這倒不是說研究者故意要從個人的好惡出發去詮釋歷史，而是研究者在選擇研究題目的時候，總會有自己獨特的考慮。事實上大多數研究者不過是從學校到學校，像黃仁宇這樣具有傳奇經歷的人本來不多，而有此經歷而後又轉學歷史，並把親身體驗與研究課題結合起來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但人們自以為平淡無奇的經歷並不會“潤物細無聲”地潛入自己的歷史思維，恐怕也會大錯特錯。我們有幸讀到顧頡剛、譚其驤等人的傳記，知道了歷史撰寫背後的許多故事，也有幸瞭解了黃仁宇直言不諱的自白，對那些史學專著的審視，恐怕也要多幾重視角，這也許便是人們宣導“重寫學術史”的原因所在。
黃仁宇並不避諱“有我”。他的《黃河青山》、《地北天南敘古今》講了許多抗戰期間在前線的遭遇，講了戰後他在東北甚至在日本涉及停戰問題的經歷，戰爭前後是他的回憶的重要主題，他所謂“將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人身經驗穿插成為一氣”，主要就是指這個戰爭經歷。甚至這個經歷延續到他在美國讀書和教書的生活中。按他所說，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個“潛水艇三明治”，的確是他親身的體驗再加上他後來治史學的結果。其結論即“近代國家的革命，統有共同的程式，即上面要重創高層機構，下面要翻轉低層機構，從中還要新訂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繫。這樣的改造少則三五十年，多則近百年或超過一個世紀”，確有其自圓其說的說服力。
儘管如此，我們仍無法因為這個原因而要求歷史學家都去經歷一次戰爭。大多數人還是要在圖書館和書齋中重建他們頭腦中的歷史。古人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無法做到;人類學家做田野工作、以求獲得“地方性知識”、然後再對其加以“深描”的辦法，對於研究古史的人來說也難以實踐，我們只是想強調，每個人為了說明問題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經過選擇的，那麼應該自覺地思考為什麼選擇這些、而非那些史料;然後在依據這些史料對歷史進行重現和解釋的時候，還要思考我們之所以這樣、而非那樣重現和解釋的根據。“無我”是真正能做到的嗎?
據說黃仁宇曾經交待，《黃河青山》須在他去世之後才可翻譯出版。我妄自揣摩，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對幾十年前國共兩黨之間的恩怨有他自己頗為寬宏的解釋，而在於他對所任職的學校將他隨意解聘頗有怨辭，特別是對美國的一些中國史權威對他的研究思路及新著《中國並不神秘》採取了否定態度而大為不滿。頭一場風波發生在他與費正清之間，因為後者對他研究明代財政稅收的觀點不敢苟同，因此該書未能按計劃在《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中出版。按黃仁宇的說法，原因在於美國人慣于把道德判斷置於技術層面之前，費正清也是同樣，他們可能會更多批判明代財政制度的荒謬，來取代對這套制度背後邏輯的挖掘。他還指出，他們之間的矛盾系因“學術圈和部分出版社的習慣”所引起。這樣說來，二者的分歧竟在於黃仁宇更多的是從對中國的體驗出發，而費正清更多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現實體驗?是兩種“有我”的衝突，還是相形之下後者更無法擺脫“有我”?
令黃仁宇耿耿於懷的另一場衝突發生在他與芮沃壽(中譯本音譯為亞瑟·萊特)之間。他用了“悲憤交加”這個詞來形容後者否定其書稿對他的震動，因為他認為此書與他的作家生涯和教師生涯息息相關。黃仁宇一方面懷疑芮沃壽認為他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方法太富民族優越感或太偏袒中國，另一方面則認定後者毋寧選擇具體的研究時段進行細節描述，並不贊成進行長時段的宏觀論說。而黃仁宇主張，“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情勢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因此他的詮釋方法，是以時事為出發點討論長時段的歷史，他認為，尷尬局面的原因就在於此。這終於使我們明白，黃仁宇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大歷史觀”在美國的影響甚微、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癥結，在於他過於強烈的“有我”。
其實就《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和《萬曆十五年》來說，黃仁宇可以說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前書就明代中後期的具體制度，利用了大量資料和資料，分析了帝國管理體制中無法克服的弊病;後書則分析了若干人物的命運，認為他們的不同結局不過是一個大的歷史過程的必然結果，這些都符合他的個人體驗，也可以有史料的證明。但是由於不可能對史料做竭澤而漁的工作，因此過於強調某種既定的思路邏輯，也會帶來明顯的缺欠。比如出於對帝國體制僵化的強調，作者對“一條鞭法”的社會效果極不樂觀，而新的研究則提供了不同的資料佐證;再比如出於對制度的批判，因而對像正德皇帝或萬曆皇帝這樣的個人採取了同情的態度，認為他們的聲色犬馬是對傳統官僚政治的不近人情的消極抵抗，也有矯枉過正之嫌;他批判明代的財政管理不如以前歷代靈活，因此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以當時士兵頭戴竹盔、身披紙甲這樣的例子，說明代在工程建設上的成就不過就是長城、宮殿和陵寢等等，來證明明代的“衰落與遲滯”。現在看來，即使不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語境下展開討論，他也對明代賦役制度不斷調整的意義估計不足，特別沒有考慮到制度的簡單和缺乏靈活性與制度的束縛是兩回事，因為如果僅僅是前者，反倒可能給市場的自由運轉提供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我們同意他說當時的發展趨向並非是英國式的資本主義，但根據近年來學者的研究，他對當時發展水準的估計還是過於悲觀。
究其根源，黃仁宇的這些觀點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他經歷的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軍隊中低能的士兵、勾心鬥角的官僚和戰爭中的野蠻殘暴，因此他要尋找的是問題出在哪裡。問題的最後答案也許真的要在歷史中才能找到，但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與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一樣，前者由於身在此中、後者由於無法重現而又同樣得到加強，因此我們恐怕誰都不能肯定地說：哇!我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其實美國學者也不敢追求絕對的“無我”。費正清與芮沃壽不同，他與黃仁宇有頗多相似之處，希望對歷史有個宏觀的把握，原因在於他對中國的現實政治有不少的參與，上世紀討論應為美國“失去”中國負責的三個John中，他就算一個。他的歷史觀和歷史敘事方法是典型的“有我”。但他能做的，黃仁宇不見得能做。有的人以宏觀敘事為業，視為理論家;而另一些人如果以同樣的方式做事，就可能被視為信口雌黃的瘋子。多數美國學者像芮沃壽，他們的策略是把“有我”體現在微觀的敘事上，這樣就可能把討論限制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就不會引起過多的異議。我突然想到寫《白銀資本》的弗蘭克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另一個黃仁宇。
司馬遷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昔西伯拘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說的都是“有我”而發，做出生前不曾料想到的名山事業的。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這些在養尊處優的生活裡寫歷史的人，是永遠不能登堂入室的了。而黃仁宇設若能因此從祀史家的聖賢祠，不亦可獲慰於九泉之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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