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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5日 星期六

課綱要的不是微調,而是對話和思考──或,如何想像一個更好的歷史課


JULY 22, 2015

課綱要的不是微調,而是對話和思考──或,如何想像一個更好的歷史課



涂豐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歷史課綱「微調」的問題從去年爆發至今,換了一任教育部長,爭議卻是有增無減。早在去年,就有數十位學院內的歷史學者共同連署,就課綱調整的專業性提出質疑,這已經是極為罕見之事;今年夏天,全台各地的高中生繼續串連發聲,表達他們對於自身受教權益的關心。

過去幾個月,新任的吳思華教育部長,似乎表達出了一些面對問題的意願,甚至走進校園,到臺中一中開了公聽會。但或許是上任前對於歷史教育並未特別關心,臨危受命、匆促上陣,再加上必須為前任部長的政策辯護,結果反而顯得左支右絀、進退失據。

吳部長或要感覺委屈,何以教育部看似柔軟的回應,換來的不是老師與學生們的同情,反倒是不斷升高的抗議聲浪。

其實,反對聲音之所以有增無減,原因不難理解。回顧一下教育部近來發言,不難看出,官方態度是「只想弭平反對聲音,不打算解決核心問題」,所以終究只能避重就輕,在爭議的外圍打轉。




舉例來說,五月份,吳部長面對質疑所端出的第一道菜,是辦了一場「教科書大展」,要社會共同檢視用新課綱寫出的教科書。這種回應問題的方式,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課綱是課綱,教科書是教科書,兩者有直接的關係,卻不應該混為一談。課綱的問題,怎麼會用展示教科書來回應呢?

課綱是由教育部製造出來的問題,教科書則是由書商與學者所編寫。用教科書大展回應課綱爭議,就好像黑心廠商被抓到生產的牛奶有毒,卻說:「你為什麼不去喝喝看這個牛奶泡出來的奶茶?」牛奶是牛奶,奶茶是奶茶,就算奶茶有問題,如果不針對牛奶做檢驗,我們如何知道奶茶的問題是牛奶、還是茶?

教育部辦教科書大展,就像是這種混淆視聽的黑心廠商。這次課綱的問題,如果被轉移到教科書上,我們如何知道問題在微調課綱的小組成員,還是編寫教科書的作者?如果有問題,誰該負起責任?

接著,面對課綱微調程序的瑕疵,吳部長希望大家忘記過去,「凡事往前看」,並承諾將來會做的更好。

這更是相當奇怪的回應。一個作弊被抓到的學生,難道可以對老師說:「請往前看,這次先給我滿分,下次我一定不會作弊。」如果本次課綱微調程序有問題,難道不應該就這一次的程序檢討?怎麼能用一個屬於未來的承諾,掩飾過去的錯誤?

讓吳部長更要感到倒楣的,或許是在外界批評已經不斷的同時,自家人竟然還在後方放火。吳部長在臺中一中的公聽會澄清,我國的最高峰不是喜瑪拉雅山,並向外界的誤解致歉。主導這次歷史課綱微調的台大哲學系退休教授王曉波,卻悍然在報紙投書,批評教育部軟弱無力,並再次重申:我國最高峰當然是喜瑪拉雅山。[1]

而吳部長的頂頭上司的馬總統,更在公開場合表示,課綱微調的問題「不過」一百多項。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些讓人哭笑不得的發展,在在顯示出課綱問題的癥結,那就是:一直到今天,教育部依舊不曾、也不願面對課綱微調的種種問題──無論是它的內容,還是它的程序。

到目前為止,教育部的所有舉措,考量都不是「怎樣對學生最有益」,而是「微調課綱絕對不能動」。

也就是在這個前提之下,教育部做出幾個看似讓步、實則荒謬的決定。

一個是「新舊教科書並行」。

吳部長與教育部的官員們,一直想把這次的課綱爭議簡化為藍綠或統獨的二元化議題,並不斷在媒體上釋放這樣誤導的訊息,所以才會誤以為,只要新舊課本並行,就能讓各方滿意。

問題是,本次課綱的問題並不等於統獨的問題,更不能化約為藍綠的問題。

本次歷史課綱的問題是,為什麼舊課綱上路不滿三年、還沒教完一輪,第一線老師還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就教學經驗提出檢討和反省,就突然要大幅修改?

本次歷史課綱的問題是,為什麼政府會將歷史教育交由台大哲學系的退休教授主導、並且由他不斷對外發言?我們可以接受把物理課綱交由地理學者主導、把數學課綱交由文學教授主導嗎?教育部不斷宣稱有專業歷史學者參與,為什麼我們卻始終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搞不懂他們的理由,看不見他們出面回應?

而這位哲學系教授調整課綱的理由,不是出於任何歷史專業的考量,而只是為了讓課本「符合憲法」。這就更奇怪了,如果問題在合不合憲,豈不是應該邀請法律系教授來微調?怎麼哲學系教授搖身一變,又變成了法律專家?

教育部採取新舊教科書並行,回應了上面這些質疑、解決了這些問題了嗎?

完全沒有。

其實,新舊教科書並行,只是暴露了課綱微調是個毫無必要的舉措。之所以要微調課綱,難道不就是舊課綱有著非修正不可的問題嗎?如果新版舊版課綱一樣對、一樣好,那當初何必大費周章、花費人民納稅錢,找來一群人「撥亂反正」呢?教育部不是才大張旗鼓地說,課綱微調的目的是要「符合憲法」嗎,怎麼過去被微調小組認定為「違憲」的課綱,突然之間又無所謂了呢?

為了迴護微調小組的決定,教育部其實是自找麻煩,不斷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說的越多,越難自圓其說。

教育部誤以為只要新舊課綱並行,就能弭平爭議。「給你們兩個選擇,你們怎麼還不滿意呢?」其實,這只是用藍綠對抗的政黨思維,在處理專業的歷史與教育問題,也難怪問題越弄越大。

教育部的另一項決定「爭議部分不列入考題」,同樣凸顯這次課綱微調的主事者,完全缺乏專業素養。

歷史學,或是廣義的人文學科,甚至是所有的學術研究,難道不就是建立在「爭議」之上嗎?

「為什麼秦朝這麼短暫?」「為什麼羅馬帝國會崩潰?」「為什麼工業革命出現在英國?」「為什麼滿洲人能夠統治中原兩百多年(而蒙古人不行)?」「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會爆發?」「為什麼納粹風潮會席捲德國?」

專業的歷史研究者,就是針對這些問題,根據手上的資料進行分析,不斷地提出新的解釋、新的觀點,不斷地討論、不斷地爭辯,不斷地彼此質疑。要說爭議,整部中國史都充滿了爭議,但這種百家爭鳴、多元紛陳的觀點,正是歷史與人文學科最有意思的部份啊。

這些爭論,不應該是歷史教育的核心嗎?它教會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發現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層面;它給予我們機會去檢視各種發言的根據與邏輯,學習辨別不同言論中的洞見與不見;它讓我們理解和自身不同的觀點,並且學會與他人對話。 在一個眾聲喧嘩的年代,這些都將是越來越重要的素養。

相反地,如果把「爭議」拿掉,我們的歷史課就只剩下一堆人名、一堆地名和一堆年代。一堆無趣的「事實」。

這是我們要的歷史教育嗎?



什麼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當課綱的微調小組意識型態掛帥,整個社會對於歷史教育的討論,就只能隨之被綁架,在一些無聊的問題上虛耗打轉,把討論簡化為藍綠或統獨。歷史不可能擺脫政治,可是,歷史研究的多元觀點,哪能夠用這麼簡單的方式劃分呢?

不幸的是,課綱微調將我們的教育與政治畫上了等號,操弄了二元對立──反對課綱微調的人,立刻就貼上親日媚日的標籤。結果,是讓整個社會沒有多餘的力氣,去思考和討論真正重要的問題。

在現在的討論中,我們沒有時間去問「什麼才是比較好的歷史教育?」──這個原本應該是最核心、最關鍵、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微調小組是高舉著憲法的招牌,以握有真理的姿態,迴避一切的質疑與討論,從不出面回應,從不為社會說明他們微調的理由與邏輯──儘管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教育部該做的,應該是利用他手中龐大的國家資源,創造一個平台,讓應該出現的討論和對話得以出現。沒想到面對「黑箱作業、外行操刀、違反程序正義」(周婉窈教授語)的課綱,教育部卻是一路護航,左閃右避,不肯面對問題的核心。

其實反對課綱的訴求多麼簡單,就是讓歷史教育回歸歷史專業,把決定權交還給第一線的老師、專業的學者、以及學生,讓他們來檢討現存的問題何在,又該如何改善前進,讓他們來思考,什麼才是更好的歷史教育。

高舉著憲法嚇唬人,指使他人該寫什麼該做什麼,不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嗎?我們竟然到今天,還需要花這麼多力氣去對抗這件事。借用近來常見一句話:「我無法相信我們仍在反對這樁鳥事(I can't believe we're still protesting this shit!)」

我們竟然無法去討論如何進步,只能想著如何不要倒退?!



想像一個更好的歷史課

在資訊如此發達的當下,許多學生看到課綱爭議如此,又看到教育部的一意孤行,得到的印象,就是這份課綱的出現來路不明,理念模糊不清,最後產生的只是對於知識的高度不信任,甚至是輕視、鄙夷與冷漠。讓他們覺得權力可以為所欲為,知識可以任憑政治扭曲。全國最高的教育機關,竟然創造出一群對厭惡知識的學生。不能不說是這次課綱微調最讓人悲哀的地方。

任何關心歷史微調一事的人,看到官方的蠻橫無理,恐怕都不免要感到幾分沮喪與洩氣,許多站在第一線的老師和學生,恐怕最是感受深刻。

即便如此,我想說,我們應該繼續保有對於美好未來的想像力,保有描繪理想的能力。畫出理想的藍圖,不是幻想一蹴可幾,而是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找到前進的方向與動力。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繼續討論:什麼才是更好的歷史教育?什麼才是對下一代需要的歷史知識?

這些問題如此困難,卻又如此重要,它應該是我們討論歷史課綱時的核心問題。教育部不問、微調小組不問,但真的關心歷史教育的人卻不能不問。

而我們也可以想見,因為臺灣的社會與文化(正如這世界上多數的、甚至是所有的社會一樣)是如此的多元,一旦我們開始認真追問這種問題,必然將得到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答案。

「什麼才是下一代需要的歷史知識?」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呼應前幾天花亦芬教授所發表的文章,在文章中她寫著:

在各個不同的時空背景、各種不同領域,台灣不斷與各種人、各種力量、各種語言文化相遇。我們應致力於透過具有開闊世界觀的教育,幫助台灣新生代更容易走進世界,與世界連結。[2]

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重新思考歷史教育,那課綱說不定不只應該微調,根本就應該大調特調。因為我們需要面對時代,徹底地、大膽地想像歷史教育的可能性。

舉例來說,在一個以培養世界觀為重的教育目標下,我們說不定根本就不需要讓中國史獨立成冊。

我這麼一說,想必微調小組──或許還有其他人──就要氣得跳腳,大罵我們數典忘祖。

但別誤會,我這麼說並非「消滅中國史」,而是想說,我們何以不能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框架中,把中國歷史寫進世界歷史的敘述當中?每當我們學習中國史,我們也是在學習世界史,反之亦然──中國應該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與外界隔絕,毫無關連的獨立世界。

比如說,我們能不能從歐亞大陸的視角去看中國歷史,進而比較秦漢帝國跟羅馬帝國同與異?或者,我們能不能將蒙古史看過世界現代史的起點,而將蒙古帝國崩潰後的明清中國、印度蒙兀兒王朝和阿拉伯世界的鄂圖曼帝國,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觀察?

把中國史放進世界史,不是「去中國化」。事實上,最近有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六到十八世紀的中國,在全球的經濟舞台上佔據了中心的位置,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今天「大國崛起」後的中國。

讓我再舉另一個例子。

今年四月過世的劍橋大學歷史學教授Christopher Bayly,在他的《現代世界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一書中,也把清朝的太平天國與美國的南北戰爭相提並論。兩者同為十九世紀中期大規模內戰,也是重要的國際事件;兩者都帶來慘重死傷、都對國內社會經濟造成強烈衝擊,都影響到周邊的國家。前者從1850年代延續到1870年代,後者從1861年打到1865年,時間上也有重疊。然而,我們過去在學習太平天國的時候,可曾想到太平洋的另一岸,也有一場改變歷史軌跡的事件正在上演?





在當代學術研究中,上面這種想法,早已不是驚世駭俗。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歷史學者們紛紛開始強調跨國、連結,甚至喊出了「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進而刺激出許許多多精采的新研究,還有極具啟發性的新觀點。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不僅需要重新認識中國史,對於世界史的敘述,更是亟待反省。

比方說,上個世紀的歷史教科書,總是把世界現代史從歐洲文藝復興開始寫起,緊接著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一路相承的發展,一部世界現代史就是在描述歐洲的興起,就是為了解釋「西方憑什麼?」

這樣歐洲中心論、過度簡化的敘事,其實早已經歷無數的批評。舉例而言,過去教科書總是寫十八世紀的兩大政治事件:美國獨立(1776)與法國大革命(1789),卻很少提到,不久之後,位於加勒比海、距離美國不遠的海地(Haiti),也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獨立革命,並建立起一個以黑人為中心的國家──這場革命的意義未嘗比不上另外兩場革命啊。(海地還是我們的邦交國呢。)

去年東京大學教授木畑洋一出版的《二十世紀的歷史》(二〇世紀の歴史),也選擇從非洲開始寫起,從被支配者與被殖民者的角度,分析二十世紀歷史的演變。這不也是另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寫法嗎?






這篇文章已經寫的太長,否則我願意舉出更多的例子,說明歷史敘事的各種可能性。但我希望提出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我們認為歷史教育是要幫助學生理解這個世界,那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重新思考現有課綱的設計與配置。

我們是否應該拿掉一些什麼,而多寫一些,比如說,日本與韓國的歷史,或比如說,東南亞的歷史?這些與我們如此接近的地方,為什麼會在歷史教育中缺席呢?我們能不能從西藏、新疆、蒙古的角度去認識現代中國歷史?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一些關於環境與人的歷史?多一點關於海洋的歷史?

只要稍微一想,我們就發現現有的課綱其實需要大幅改變。只是,我們微調小組的成員,思考過這些問題嗎?



撤回課綱,開啟對話

「什麼才是更好的歷史教育?」這是個困難的問題。對此,我們無需遮掩自己的立場,無需假裝客觀中立,更無需迴避激烈的爭辯──重要的問題本來就需要不同觀點的對話。

面對這個爭議,教育部該做的,不是跳針跳針再跳針,而是課綱暫緩、撤回,才有可能讓大家回到核心,開始真正的討論,真正的對話。如果還是只想著弭平爭議,整個社會只會陷在問題重重的課綱當中,動彈不得。

唯有撤回課綱,才有可能開啟對話。

至於微調小組的成員,更是責無旁貸,一次課綱微調,影響的是一整個世代的年輕學子,責任何其重大,怎麼能在工作結束、領完車馬費之後就消失無蹤?

如果微調小組中的成員真的有人關心這個問題,真的認為自己的立場與理由能夠站的住腳,能夠說服社會,就請別再躲在教育部的擋箭牌後面,出來與大家公開辯論吧!







[1] http://udn.com/news/story/7339/993762-%E3%80%8C%E7%8E%89%E5%B1%B1%E6%98%AF%E6%88%91%E5%9C%8B%E6%9C%80%E9%AB%98%E5%B3%B0%E3%80%8D%E9%81%95%E6%86%B2-%E6%95%99%E9%95%B7%E7%82%BA%E4%BD%95%E9%81%93%E6%AD%89

[2] 花亦芬 〈不要把「世界史」扭曲簡化為「外國史」─以「柔性課綱」打造適合台灣的教育〉,歷史學柑仔店(13 July 2015).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7/別把世界史扭曲簡化為外國史-以柔性課綱打造適合台灣的教育.html.


- See more at: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7/%E8%AA%B2%E7%B6%B1%E8%A6%81%E7%9A%84%E4%B8%8D%E6%98%AF%E5%BE%AE%E8%AA%BF%E8%80%8C%E6%98%AF%E5%B0%8D%E8%A9%B1%E5%92%8C%E6%80%9D%E8%80%83-%E6%88%96%E5%A6%82%E4%BD%95%E6%83%B3%E5%83%8F%E4%B8%80%E5%80%8B%E6%9B%B4%E5%A5%BD%E7%9A%84%E6%AD%B7%E5%8F%B2%E8%AA%B2.html#sthash.DVQBwD1H.dpuf

什麼才是比較好的歷史教育?──專訪《大人的日本史》作者涂豐恩


什麼才是比較好的歷史教育?──專訪《大人的日本史》作者涂豐恩

作者: 王昀燕 / 2015-07-24 瀏覽次數(4826)
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3856


(攝影/陳佩芸)


當年上台大時,涂豐恩念的是企管,兩年後轉入歷史系,原因單純,「歷史系好像什麼都可以學。」

喜歡政治的人就念政治史,喜歡經濟的人就念經濟史,喜歡思想的人就念思想史,而他鑽研的則是身體的歷史,「這太有趣了!以前中學課本談的是政治、戰爭,相對枯燥,離我們生活較遠。可是我念大學時,台灣歷史學界的風氣轉向研究生活化的東西,食衣住行都可以研究。」

現為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的他,在2014年8月與友人共創網站「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致力推動歷史教育普及化,藉「選擇有趣的題材、使用淺顯的文字,讓歷史回到生活中」。事實上,有此定位,跟同時期成立的共筆部落格「歷史學柑仔店」不無關係,該部落格由一群史學界研究者共同執筆,文章有一定深度,考量到區隔化及普及化,便決意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提高「故事」網站內容的可讀性。

網站營運一年下來,已累積一票忠實讀者,顯見歷史確實有其魅力。來稿裡頭,有人喜以第一人稱下筆,宛若說書人,將自我投身其中;有人偏好採用第三人稱,保持客觀的距離,譬如涂豐恩。編輯部的要求很簡單:講一個好故事,至於用什麼方式講則不設限,因而繁衍出百花齊放的書寫風格,也找到各自的讀者群。


大人的日本史

涂豐恩新近出版的《大人的日本史》頗能呼應創辦「故事」的初衷,他嘗試從台灣的視野出發,以30個關鍵詞彙勾勒近代日本的發展動向,在鮮活的故事與多面向的角色觀點中,與台灣關係向來密切的日本,好似活了起來,有了繁複多姿的面目。

無論是「故事」的文章或《大人的日本史》,內容或許簡明而基本,卻猶如地樁,構成事物的基礎,「要先有這些基礎的東西,也許將來有人看了,入門後就可以鑽研得更深。」就涂豐恩觀察,台灣較少這類基礎讀本,譬如他們想找人寫韓國和東南亞歷史,卻少有人能勝任,這也是他們目前面臨的挑戰。

「台灣常翻譯一些國外的東西,可是沒有脈絡。這本書在國外的社會裡有何重要性?作者為何寫一本那樣的書?這應該就是歷史學者要做的事──給一個脈絡。」涂豐恩以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為例,「這兩年台灣出了非常多柄谷行人的著作,他在日本確實很有份量,但並非所有人皆認同其觀點,激起了不少對話與辯證,在缺乏脈絡的引介下出版這麼多,會有一種好像他是日本思想代表的錯覺。」又或是,台灣曾出版日本評論家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如果不解脈絡,可能無法理解他何以哀傷至此;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也大篇幅描寫60年代的學運,「我一個日本朋友就抱怨,台灣人把《挪威的森林》它當愛情小說讀,但裡面其實有很多幻滅的過程啊。」

涂豐恩成立「故事」其中一個原因是,很多東西他想看但沒人寫,他便想拋磚引玉,鼓勵別人一起來寫。「大家普遍對現在的媒體不滿,而懷抱求知欲的讀者始終存在,一旦提供優質內容,讀者自然會來。如果可以講一個好故事,是很有力量的。」

他認為,當前網路生態很風行社會評論,一起新聞事件爆發,各式評論便從四面八方而來,眾人爭相表述意見。「評論固然重要,但好像少有人願意靜下心來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這正是歷史系訓練很重要的一環。」反觀這些學歷史的人,似乎陷入了一種學門危機,有點不知歷史系訓練的意義何在,自嘲提供的是「無用知識」,無法換取經濟價值。然而,總有人挺身辯護,相信歷史雖無用,仍有存在必要。「可是我慢慢覺得,它是有一些價值的,台灣很多歷史系畢業的人,去傳媒、雜誌社,甚至法律事務所工作,都需要從很龐雜的資訊中理出頭緒。網路時代因為資訊太多,會很需要這種人才。」



(攝影/陳佩芸)


撰寫《大人的日本史》時,涂豐恩正在日本做研究,拜日本擅於整理資料之賜,得以坐擁豐富的參考素材,「我仰賴很多他們出的工具書,再按圖索驥找出現在比較新的觀點。」事實上,台灣熟知日本史的人並不多,市面上關於日本史的書也多是翻譯書,少有本土觀點,「很多書都標榜『一本搞懂日本史』,但我還是看不懂。」他解釋,日本出版的歷史書預設讀者是日本人,他們中學上過歷史課,買了書自會喚起從前學習的記憶;而台灣讀者缺乏此一背景知識,容易陷入困惑,「所以由本土的人去寫國外的歷史很重要。」

「我一直想提倡從台灣的角度去寫東亞或世界的歷史,所以這本書一開始就是寫鄭成功,從他的生平去寫,找一個台灣熟悉的點切入。我也常在想,要怎麼寫韓國史?」一如中國人會從五千年前開始爬梳源起,韓國人同樣會大談祖先神話,但台灣人並不具備那些民族共同記憶,自然會有距離。「如果我寫韓國,就想寫同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再跟台灣做比較。」涂豐恩以旅行譬喻,學習異國歷史或文化就像出國旅行,容易因種種不同而感到玩味新奇,若能從中找到連結,在理解他國時便不會置身事外,而興起一股切身之感。

書寫策略上,儘管《大人的日本史》以第三人稱敘述,並不意味沒有作者的個人觀點。「選擇要寫什麼,就是在表達你的觀點。比如,我刻意避開傳統日本史會寫的政治人物或鬥爭,我認為對很多讀者來講,應該看到另外一面。」以明治維新為例,過去教科書總彰顯其富國強兵的偉大,涂豐恩卻刻意補充說明,在明治維新後,不同於中央政府一味強調國家的擴張與強盛,有一群人轉而爭取自由和權利,主張應制定憲法限制國家的權力。「日本的歷史其實是在這兩股不同的力量之間產生的過程,而不是像我們以前所讀,一群很有遠見的人就把日本帶向現代化之路。」

涂豐恩尤其對日本戰後的歷史感興趣,偏偏這段歷史對台灣來說幾近陌生。「1960年簽訂的『安保條約』在日本引發幾百萬人上街頭抗爭,社會陷入很激情的狀態。事件過後,人們開始思考那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影響如何?這樣做是對的嗎?這跟後318的台灣很像。」

赴美攻讀博士後,涂豐恩受一位教亞洲史的教授啟發,以致現今研讀其他國家的歷史時,傾向從台灣經驗出發,找尋彼此的連結或共通點,再進行比較研究。「在『故事』網站上,我們也想找人寫荷蘭的歷史,因為荷蘭跟台灣的關係曾經很密切,但一講到那個時代,就是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故事好像就講完了。可是荷蘭的背景非常波瀾壯闊,台灣是荷蘭的一塊,曼哈頓當時也被荷蘭控制,這些東西如何串在一起?東印度公司控制全世界,不只亞洲,還跑到美洲去,那個線一打開,可以拉得非常遠。」單是聽他如此描述,那個大航海時代彷彿近在眼前,洶湧了起來,讓人迫不及待想知道更完整的故事,以及台灣又是如何參與其中。

「過去20年,大家寫台灣史的目的有一點是要找到對自我的認同,因為過去學的歷史好像無法解答一些生活上的問題,比如台灣要往哪裡去。可是20年過去了,那一塊已經做得滿豐富的,下一步應該要想:到底台灣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麼?」對涂豐恩來說,歷史正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工具,幫助我們思考台灣的重要性,以及台灣歷史經驗的意義。



(攝影/陳佩芸)


到美國後,他發現韓國人和日本人對台灣的歷史很好奇,而當被各國人士問到台灣歷史時,只要他一亮出台灣曾被多國殖民這張牌,幾乎所有人皆瞠目結舌,讓他有感好好書寫台灣殖民歷史的必要。「我在美國讀書,很多人研究大國家,如英、美、德、法、日,世界歷史就是這些大國的歷史,但像台灣這樣的小國,經驗就很不一樣,為什麼不能從一些比較邊緣、非中心的角度去看歷史?」

最後,問涂豐恩迄今纏擾未休的高中歷史課綱爭議,謙雅的他難免激動,「我們竟然沒有時間去討論如何進步,只能想著如何不要倒退!」那什麼才是比較好的歷史教育?「所有教育都是為了培育下一代,他們離開學校後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歷史教育就是讓他們認識那個時代會面臨的挑戰,提供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全球化時代下,我們有更多機會跟全世界互動,同時也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挑戰,「為什麼不能教一些更有世界觀的歷史?」除外,愈來愈多研究力圖處理現實難題,探析人類與環境如何互動、如何共處,環境、海洋的歷史漸受矚目,成為歷史學門的新興領域。

涂豐恩思慮清晰而深遠,聽他侃侃分享所學所思,如飲醍醐。當前的歷史是一張不斷擴張的版圖,然而,我們的眼睛打開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