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黨史的人，為什麼會怕楊奎松？

研究黨史的人，為什麼會怕楊奎松？

2015-04-24 新朋友點這裡： 中華好學者





研究黨史的人，為什麼會怕楊奎松？

作者：徐慶全




本文是徐慶全對著名學者楊奎松老師的評價文章。徐慶全老師現任《炎黃春秋》副總編輯，曾與楊奎松老師共事。兩人在中國當代史方面都有獨到的研究。可謂英雄惜英雄。



機緣巧合，我和著名學者、華東師大教授楊奎松兄認識很早。說起來，我經常有這樣的機緣，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夠接觸到比我年長的學者——儘管那時他們還沒有暴得大名。



20年前，我剛過而立之年認識楊奎松的時候，我就覺得他的學問非常深。那時，社會上是個全民經商的浮華年代，學問不被人推崇，對於歷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這樣關注。楊奎松雖然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



我也是認識奎松以後才知道他學問很深的。我把他的學術文章，或者改一個通俗性的標題；或者改個開頭結尾(是敦促他改)，在《炎黃春秋》發表。



印象中，我把他寫的關於“延安整風”的文章分三期連載，曾經大得好評。現今說起來，對於延安整風那段歷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個“始作俑者”啦。



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創辦一份雜誌——又是機緣巧合，關係更進了一步。此後，我和他相繼離開這份雜誌。再此後，他成了著名學者，我還是一個編輯。偶爾在會上見面，還是非常親切。



“清道夫”楊奎松



讀楊奎松的書，常常讓我想起“清道夫”這個詞。



常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這個詞的意思，特指在足球比賽中承擔特定防守任務的拖後中後衛，職責是只守不攻，執行單一的防守補位任務，清除攻到本方球門前的一切來球。



其實，這個詞是從南美洲的一種魚的名稱而來。被命名為“清道夫”的這種雜食性魚類，因以各種水底垃圾為食而得名且食量很大。不管是從足球場上的職責來說，還是從那條整天在海底游來遊去的魚兒來說，用以比喻楊奎松的學問，都很貼切。



在中共黨史學界，做學問的人很多，號稱學問很深的人也很多，但像楊奎松這樣的人卻很少。



他的學問涉獵面廣——像雜食的魚兒，舉凡國共關係、中共與共產國際、與美國的關係、中共領袖如毛澤東的研究，都有著作問世；他的學問又作得非常扎實——像足球場上拖後的中後衛，如同吸食垃圾的魚兒，對於中共黨史學界研究中出現的史料上的模糊，學風上的浮漂等，都給以清除。



所以，在這個領域裡，很多人怕楊奎松。因為一旦被他挑出毛病來，大多數人如果不想顏面盡失的話，只好緘口不言。楊奎松批評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就是一例。無論寫書還是講話都洋洋灑灑的金教授，對此則毫無回應——關於這一點，下面再說。



以楊奎松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來說，就是一部典型的“清道夫”式的作品。



西安事變發生七十多年了，鑒於這場事變對中共命運的轉折性意義，研究的著作可以說汗牛充棟；發動西安事變的一大主角張學良，鑒於他在事變後被囚禁的命運，以及他在海外的影響力，海內外對他進行研究的著作，可以說比他10個“等身”還富裕。



楊奎松敢在自己的著作用“新探”兩個字，確實需要一番勇氣，因為稍有不慎，就會有浪得虛名之嫌。



“新探”新在何處？從開篇序言中讀者即可領略到。



要探討“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繞不過去的問題是，張學良到底是不是中共黨員？



這是一個海內外學者都關注的問題，因為這直接涉及到張學良為什麼會把自己的領袖蔣介石囚禁起來而幫助中共，張學良到底與中共的關係如何；也是學界好像有定論——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問題。



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于參與這段歷史、同時與張學良有過交往的兩位人士呂正操和宋黎。



呂正操當年是張手下的東北軍將領，2001年他在參加張學良葬禮時對閻明複(當年東北軍將領閻寶航之子)說：“張漢公是共產黨員。”宋黎當年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據他回憶，他是從在西安事變前後曾代表中共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那裡得到肯定答案的。呂、宋兩人說法，在黨史學界至今盛行。



但在楊奎松看來，這種說法卻不靠譜。他認為，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年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



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援上述說法，更不要說以此來探討張與中共雙方關係的改變了。



在本書中，像這樣扎實的考證比比皆是，很多結論顛覆了既往學界流行的觀點。



臺灣國民黨史研究專家蔣永敬在序言中說：“此一新著不僅運用了大量的檔案資料而有新的發現，同時對於西安事變若干史實作了新的探索。書名定為《西安事變新探》可謂名副其實。”



這不是一般的客套，應是蔣先生的由衷之言。



楊奎松既“尖刻”又“霸”？



說楊奎松打“筆墨官司”，就是上文提到最近一次與金一南的叫板。



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一路頌揚、一路飆升之際，楊奎松的一篇《“輝煌”莫建沙灘上——對<苦難輝煌>一書的正誤與批評》的書評，讓學術圈外的有些讀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驚訝：原來這本書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錯‘抄’”、“不可接受的誤‘讀’”、“不可理喻的編造”、“不可容忍的剽竊”四大軟肋。



當然，也有的讀者對楊奎松的批評很憤慨，認為他“尖刻”，是“學霸”。一場“筆墨官司”到現在也沒有收場。



不過，楊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後出版的的《讀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劄記》一書中，特意收錄了這篇書評，可見他對“尖刻”、“學霸”等指責並不在意。



這本《讀史求實》，是楊奎松多年來學術論文的彙集。副標題說是“讀史劄記”，多半有些謙虛。



譬如，論述戰後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中共也曾試過“和平土改”》，考察共產國際對中共財政支援問題的《政治獨立的前提》，從俄國歷史視角解讀“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命運的《毛澤東為何放棄新民主主義》，等等，一是涉及到的問題都是中國現代史上眾說紛紜的大問題，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兩萬字以上的篇幅，稱為“劄記”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實？



而就所論證的問題來說，楊奎松在這個領域苦心孤詣30年，厚積薄發，視野極為開闊，一個個極容易被人忽略的歷史細節，在作者開闊的視野中，一旦拎起來成為論述一個大問題的索引，而這些大問題，都是關乎中國現代史不同時期的節點。這怎麼能是“劄記”所可涵蓋的？



即以批評金一南的書評來說，楊奎松所指出該書的四大軟肋，既不是“劄”，也不是“記”，而是實實在在從學理上闡發的。



因為批評了“各方忽然齊刷刷力推起《苦難輝煌》一書來”，楊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謂的“尖刻”、“學霸”的責難。其實，熟知楊奎松的人都知道，就為人來說，他非常低調，既不“尖刻”又不“霸”。



前面我說過，1996年，我和楊奎松曾一起辦雜誌。那是已故的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學者鄭惠先生創辦的。鄭惠特意邀請楊奎松來當主編，可是他卻認為自己學識不夠，又推薦了另一個“楊”——楊天石——來當主編，自己則屈居副主編。這樣的人，怎麼能和“霸”連在一起？



不過，就學術研究來說，楊奎松倒是少有的較真，他身上多少帶有一點二三十年代學者那種書齋求學的特點。



早在1980年代後期，楊奎松就與將歷史作為報告文學來寫的作家黎汝清，有過一場“筆墨官司”，就皖南事變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尖銳的批評了已經成名的黎汝清。



1990年代後期我和他一起辦雜誌時，他針對葉永烈等人紀實文學書寫歷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詞，力主在雜誌上發起“紀實文學與歷史”的討論。這場討論中，楊奎松不但組織座談會，組織稿子，還親自寫文章闡發觀點。



與有人愛與名人打“筆墨官司”不同的是，楊奎松純粹是學理上的較真。



他在書中闡述為何批評金一南時說：



“如果沒有人出頭對這本書提出尖銳的批評，以這本書被熱炒和受推崇的情況，一定會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類似不顧歷史真實的所謂歷史作品跟風而起。



這註定會使人們對歷史的認知變得更加混亂不堪，使真正的史學研究成果陷入及其尷尬的境地，甚至乾脆成為一些主觀先行、生吞活剝的文學作品的墊腳石。”



從這個出發點來說，相信讀者會有這樣的期待：楊奎松有更多的“筆墨官司”纏身才好。

（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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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瑜：三讀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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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瑜：三讀黃仁宇

2015-04-23 中華讀書報 新史學



　　究其根源，黃仁宇的歷史觀點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他經歷的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國民黨軍隊中低能的士兵、勾心鬥角的官僚和戰爭中的野蠻殘暴，因此他要尋找的是問題出在哪裡。問題的最後答案也許真的要在歷史中才能找到，但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與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一樣，前者由於身在此中、後者由於無法重現而又同樣得到加強，因此我們恐怕誰都不能肯定地說：哇!我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不久前還在一篇文章中建議，無論是否暢銷，三聯書店的《黃仁宇作品系列》中，還是應該列入他的《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因為作者“大歷史”的落腳點恰恰就在這裡。人們讀了他《關係千萬重》、《地北天南敘古今》等，會被他對半個多世紀前的那些故人舊事的敘述所吸引，輕而易舉地被他牽著鼻子，進入《放寬歷史的視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以及《萬曆十五年》。但是走到這裡，人們會不由自主地變得嚴肅起來，他們終於發現，現代的問題，也許必須從五百年前說起。

　　我顯然低估了出版社的見識，因為沒過多久，這部學術著作就已經擺在案頭，同時還有一部作者的回憶錄《黃河青山》問世。就一般讀者而言，他們會覺得兩本書風格迥異，一本是敘事散文，可以輕鬆讀下去，而另一本則是被材料和“數目字管理”起來的，即使是歷史學家而非明史或經濟史專業的學者，也會只光顧那前者，而感覺後者的確不忍卒讀。其實在黃仁宇那裡，這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他無論對明代中國還是對宏觀歷史的看法，都與他的生活體驗有直接聯繫。

　　關於歷史客觀性的討論，聯繫到史家個人和藉以構建歷史的史料中的主體因素，已經討論了大半個世紀，故有克羅齊一切歷史為當代史或科林伍德一切歷史皆思想史之說，到後現代史學則通過文本批判等等推向極至。常有人指出，中國史學歷來有“求真”的傳統，固無疑義，但無論是追求實證性的考辨還是“秉筆直書”的史德，都不懷疑總體意義上的史料的客觀性，也不考慮即便是“良史”也有可能存在內在的局限性。這使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有學者針對宋元山水畫的議論，認為北宋山水畫表達了畫家的一種“無我之境”，把個人的情感隱含在對自然的描繪之中，而不試圖通過畫面內容的安排，把這種情感直接外露地表達出來。而到宋元之際，畫家強調的不再是描述對象的細節真實，而是把重點放在傳達個人的情感心緒之上，畫面上的自然景物不是畫家所要表現的最終目標，而只是一種手段或工具，因此進入“有我之境”。

　　如果僅從黃仁宇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的著作中是很難看出他個人獨特經歷的影子的，因為凡科班出身的歷史研究者總是被要求從客觀的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對待他的研究物件，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學科規範”。這倒不是說研究者故意要從個人的好惡出發去詮釋歷史，而是研究者在選擇研究題目的時候，總會有自己獨特的考慮。事實上大多數研究者不過是從學校到學校，像黃仁宇這樣具有傳奇經歷的人本來不多，而有此經歷而後又轉學歷史，並把親身體驗與研究課題結合起來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但人們自以為平淡無奇的經歷並不會“潤物細無聲”地潛入自己的歷史思維，恐怕也會大錯特錯。我們有幸讀到顧頡剛、譚其驤等人的傳記，知道了歷史撰寫背後的許多故事，也有幸瞭解了黃仁宇直言不諱的自白，對那些史學專著的審視，恐怕也要多幾重視角，這也許便是人們宣導“重寫學術史”的原因所在。

　　黃仁宇並不避諱“有我”。他的《黃河青山》、《地北天南敘古今》講了許多抗戰期間在前線的遭遇，講了戰後他在東北甚至在日本涉及停戰問題的經歷，戰爭前後是他的回憶的重要主題，他所謂“將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人身經驗穿插成為一氣”，主要就是指這個戰爭經歷。甚至這個經歷延續到他在美國讀書和教書的生活中。按他所說，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個“潛水艇三明治”，的確是他親身的體驗再加上他後來治史學的結果。其結論即“近代國家的革命，統有共同的程式，即上面要重創高層機構，下面要翻轉低層機構，從中還要新訂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繫。這樣的改造少則三五十年，多則近百年或超過一個世紀”，確有其自圓其說的說服力。

　　儘管如此，我們仍無法因為這個原因而要求歷史學家都去經歷一次戰爭。大多數人還是要在圖書館和書齋中重建他們頭腦中的歷史。古人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無法做到;人類學家做田野工作、以求獲得“地方性知識”、然後再對其加以“深描”的辦法，對於研究古史的人來說也難以實踐，我們只是想強調，每個人為了說明問題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經過選擇的，那麼應該自覺地思考為什麼選擇這些、而非那些史料;然後在依據這些史料對歷史進行重現和解釋的時候，還要思考我們之所以這樣、而非那樣重現和解釋的根據。“無我”是真正能做到的嗎?

　　據說黃仁宇曾經交待，《黃河青山》須在他去世之後才可翻譯出版。我妄自揣摩，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對幾十年前國共兩黨之間的恩怨有他自己頗為寬宏的解釋，而在於他對所任職的學校將他隨意解聘頗有怨辭，特別是對美國的一些中國史權威對他的研究思路及新著《中國並不神秘》採取了否定態度而大為不滿。頭一場風波發生在他與費正清之間，因為後者對他研究明代財政稅收的觀點不敢苟同，因此該書未能按計劃在《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中出版。按黃仁宇的說法，原因在於美國人慣于把道德判斷置於技術層面之前，費正清也是同樣，他們可能會更多批判明代財政制度的荒謬，來取代對這套制度背後邏輯的挖掘。他還指出，他們之間的矛盾系因“學術圈和部分出版社的習慣”所引起。這樣說來，二者的分歧竟在於黃仁宇更多的是從對中國的體驗出發，而費正清更多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現實體驗?是兩種“有我”的衝突，還是相形之下後者更無法擺脫“有我”?

　　令黃仁宇耿耿於懷的另一場衝突發生在他與芮沃壽(中譯本音譯為亞瑟·萊特)之間。他用了“悲憤交加”這個詞來形容後者否定其書稿對他的震動，因為他認為此書與他的作家生涯和教師生涯息息相關。黃仁宇一方面懷疑芮沃壽認為他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方法太富民族優越感或太偏袒中國，另一方面則認定後者毋寧選擇具體的研究時段進行細節描述，並不贊成進行長時段的宏觀論說。而黃仁宇主張，“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情勢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因此他的詮釋方法，是以時事為出發點討論長時段的歷史，他認為，尷尬局面的原因就在於此。這終於使我們明白，黃仁宇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大歷史觀”在美國的影響甚微、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癥結，在於他過於強烈的“有我”。

　　其實就《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和《萬曆十五年》來說，黃仁宇可以說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前書就明代中後期的具體制度，利用了大量資料和資料，分析了帝國管理體制中無法克服的弊病;後書則分析了若干人物的命運，認為他們的不同結局不過是一個大的歷史過程的必然結果，這些都符合他的個人體驗，也可以有史料的證明。但是由於不可能對史料做竭澤而漁的工作，因此過於強調某種既定的思路邏輯，也會帶來明顯的缺欠。比如出於對帝國體制僵化的強調，作者對“一條鞭法”的社會效果極不樂觀，而新的研究則提供了不同的資料佐證;再比如出於對制度的批判，因而對像正德皇帝或萬曆皇帝這樣的個人採取了同情的態度，認為他們的聲色犬馬是對傳統官僚政治的不近人情的消極抵抗，也有矯枉過正之嫌;他批判明代的財政管理不如以前歷代靈活，因此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以當時士兵頭戴竹盔、身披紙甲這樣的例子，說明代在工程建設上的成就不過就是長城、宮殿和陵寢等等，來證明明代的“衰落與遲滯”。現在看來，即使不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語境下展開討論，他也對明代賦役制度不斷調整的意義估計不足，特別沒有考慮到制度的簡單和缺乏靈活性與制度的束縛是兩回事，因為如果僅僅是前者，反倒可能給市場的自由運轉提供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我們同意他說當時的發展趨向並非是英國式的資本主義，但根據近年來學者的研究，他對當時發展水準的估計還是過於悲觀。

　　究其根源，黃仁宇的這些觀點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他經歷的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軍隊中低能的士兵、勾心鬥角的官僚和戰爭中的野蠻殘暴，因此他要尋找的是問題出在哪裡。問題的最後答案也許真的要在歷史中才能找到，但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與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一樣，前者由於身在此中、後者由於無法重現而又同樣得到加強，因此我們恐怕誰都不能肯定地說：哇!我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其實美國學者也不敢追求絕對的“無我”。費正清與芮沃壽不同，他與黃仁宇有頗多相似之處，希望對歷史有個宏觀的把握，原因在於他對中國的現實政治有不少的參與，上世紀討論應為美國“失去”中國負責的三個John中，他就算一個。他的歷史觀和歷史敘事方法是典型的“有我”。但他能做的，黃仁宇不見得能做。有的人以宏觀敘事為業，視為理論家;而另一些人如果以同樣的方式做事，就可能被視為信口雌黃的瘋子。多數美國學者像芮沃壽，他們的策略是把“有我”體現在微觀的敘事上，這樣就可能把討論限制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就不會引起過多的異議。我突然想到寫《白銀資本》的弗蘭克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另一個黃仁宇。

　　司馬遷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昔西伯拘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說的都是“有我”而發，做出生前不曾料想到的名山事業的。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這些在養尊處優的生活裡寫歷史的人，是永遠不能登堂入室的了。而黃仁宇設若能因此從祀史家的聖賢祠，不亦可獲慰於九泉之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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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傳部的“終身成就獎”將給一個文化慣偷湯志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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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宣傳部的“終身成就獎”將給一個文化慣偷湯志鈞



　　今天我將此份婆母陳懋恒揭發社科院歷史所湯志鈞(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的

材料公諸於眾是希望歷史界的學人更多地瞭解湯的真實經歷，讓大家來評一評這

樣的學者該不該榮膺文化界的“終身成就獎”？ 我堅信婆母所寫是實事求是的。

我們曾數次向社科院寫信反映情況，20年過去了，聽到的是他被連年評為先進工

作者，任命為“中國清代史”編寫組長，文化界“終身成就獎”推薦人。因此，

我現在必須站出來接替婆母說話了。



　　以下是陳懋恒的兒子趙之雲於1980年9月第一次寫給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領

導同志的信（節錄）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領導同志：



　　我是一個由上海到福建去的圍棋運動員。我已故的父親趙泉澄和母親陳懋恒

（筆名陳稚常）在1960年以前曾經在您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人員。他們在60年以

後調往上海財經學院。

　　由於“林彪.四人幫”路線迫害，我母親于69年10月在強迫勞動過程中跌傷

致死。在她致死前幾個月，曾寫了一份材料，揭露原上海歷史研究所湯志鈞的一

系列問題，特別是湯長期剽竊所內工作人員為本所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我母親

陳懋恒為歷史研究所收集的大量戊戌政變的史料，編成他自己的私人著作，牟取

利潤，並作為他自己成名成家的資本。這種卑劣的行徑值得引起領導上的注意，

希望您院能作進一步調查。上海社會科學院是國內最高學府之一，更應該重視專

業人員的真才實學和個人道德品質。

　　以下是我母親揭發材料的摘要：（其中“我”即陳懋恒本人）

　　我1956——1960年在上海歷史研究所工作。當時所長李亞農，因長期吐血未

能來所，僅掛名而已（60年逝世）。副所長徐崙（兼黨委書記），另外兩個副所

長是周予同和楊寬，黨委副書記是盧志傑，人事處李峯雲，研究人員：趙泉澄，

陳懋恒，方詩銘，洪廷彥，楊馥根和湯志鈞。圖書館：楊康年，鬱幕雲（女，湯

妻），虞琴韻（女）。這是初期人員，後來陸續增加一些。我這裡揭發湯志鈞的

罪行。

　　湯本來的姓名不叫湯志鈞，好像是叫湯國權的。

　　解放前，湯勾搭上蔣幫中央日報的社長，由他介紹到復旦作旁聽生。解放後，

不能再旁聽，由周予同介紹到無錫國專做學生。當時周予同在該校兼課（該校在

上海開課），湯一面又鑽進復旦合作社工會等組織。

　　混入復旦後，湯把復旦合作工會的公款盜竊兩千多萬元（這僅是湯自己承認

的數目）逃去常州，混入常州一個中學充當教師，這才化名為湯志鈞。復旦貪污

案發現後，湯又回復旦交代，並被定為反革命（但在當時還沒有戴帽子的辦法）。

被他掩飾過去了。周穀城也知道此事說：“湯志鈞以前在復旦所作，是見不得人

的事情。”

　　湯到了常州開始盜竊別人的成果，把錢穆的一本關於清代“戊戌變法”的論

文，改頭換面盜竊抄襲，拿給常州一位歷史學家呂思勉去看，求他幫助指教。呂

先生年已老邁，不知道湯的醜史和用心，便盡心替他修改，還供給他資料，湯就

改寫了一本，拿去求周予同替他介紹出版，把這本書向上海討價還價，混入了上

海歷史所。（以上事實他在序文中也略略提到）

　　湯全家調到上海後，就用請看戲請吃飯等等手法拉攏歷史所領導，他的妻子

調來所內圖書館工作，則整天跟著人事處的李峯雲，所內分配房屋，讓他兒女一

家居住，他還不滿足，欺騙組織說：“鬱在常州有崗位，現在僅是臨時工，要求

給予正式崗位。”歷史所派李峯雲去調查，原來鬱在常州也是臨時工，才知道湯

一上來就欺騙組織。

　　湯自稱做過工會工作，竊踞了工會，自稱工會主席。每次勞動就在黑板上自

我表揚說：“工會主席湯某某帶頭......”其實他年齡最輕，既沒下鄉又沒下廠，

勞動從來就差。

　　當時所長李亞農抱病不來，副所長徐崙常去北京等處開會，所裡僅剩周予同

和楊寬兩個副所長。周有一間辦公室，沙發、電話等具備，由於周在復旦任課不

常來所，湯就依恃周對他的信任，坐在周的位子上，狐假虎威藉以嚇人，儼然是

一個副所長。湯對副書記盧志傑表面上十分巴結，心中卻瞧不起盧，常說：“盧

沒有文化，筆記也寫不清，所有檔、條子都是請我代筆。”等等。

　　湯取得這些方便後，就想方設法使全所人員為他個人服務。那時歷史所新建，

圖書館楊康年每天外出採購圖書，晚上回來交給鬱慕雲編目，湯一見到就跑去隨

意翻閱拿走（特別是帶有“天地頭”批語的書籍），也不等編目登記。結果57年

底查出書和價不符的有千餘元之多。徐崙在座談會上也揭露了這件事，並說這和

楊康年無關。

　　當時所中調來的章克生，馬博庵，顧某某等，本來叫他們翻譯外文史料，是

為公家服務，湯卻指揮他們專替他翻譯所需要的材料。因為湯不懂外文。湯的本

錢是《戊戌變法》的小本子，本來就是淺薄的東西，極想補充。我來所後，領導

叫我找資料，湯當我的面對周予同說：“叫她專抄‘戊戌變法’的資料好了，別

的不用抄。”以後湯就在我手裡拿去替本所抄的材料載入他個人的《戊戌變法》

史料裡面，賣給出版社，名利雙收。58年整風運動，大批損公利己的地下工廠，

湯十分“積極”再三說別人一定有地下工廠。結果別人都沒有任何稿子，只有湯

自己的再版《戊戌變法史料》是由本所同事為本所收集的史料盜竊而成，而且恰

恰在58年8月出版。（查實際是57年11月第一版的《論叢》）湯不得不低頭認罪。

　　但是湯志鈞他不但不以為自己盜竊他人工作成果損公利己的行為是卑劣的，

卻反而更進一步，想把我手中戊戌變法資料完全取來，作為他個人的財產。60年

徐崙赴北京開會，囑咐所中說：“趙、陳兩人本所需要留用，不可調外（因為這

兩人是專研歷史的）。”當徐走後，歷史所便把趙泉澄和我外調，支援上海財經

學院建校。（徐崙回來後對此還表示不滿）當把我外調的事情發表後，我便到組

長張有年辦公室，看見組長案上有一張字條，上寫“陳懋恒手中有幾十萬字戊戌

變法的史料，要叫她留下。”是湯志鈞的筆跡，我當時恍然大悟，才知道為什麼

要把我外調的緣故。（我是研究歷史的，對財經一竅不通）我既外調，所中東西

自然要交清，何以獨獨湯志鈞一人如此留心？果然，第二年湯便出版了一部《戊

戌變法人物傳稿》兩大厚冊，完全採用了我所編寫的“戊戌資料”，達到為他個

人成名成家，騙取大量稿費，名利雙收的目的。

　　湯志鈞不僅剝削同事的血汗，而且每次為公家整理稿子的時候都留下一手。

例如：60年有一次歷史所叫湯和方詩銘兩人整理《五卅資料》作為全所的成績，

用歷史所名義出版。其中材料是全所人員分頭抄寫或翻譯來的。整理好校對幾次，

即將出版了，組長張有年叫我們各寫一篇紀念五卅的文字。我和葉子雄兩人要求

把《五卅資料》校好的樣子給我們看一看，以便寫文。湯再三推託不肯，說馬上

就要付印不能耽擱。經葉子雄再四要求，湯不得已說：“只許三天，你們兩人看，

後天要還來的。”三天后，我們還了他，並各寫一篇文交上，張有年將大家的文

章交換著看。我看見湯所寫的《美帝破壞五卅運動》文中所引的資料，全是由外

文翻譯來的，而《五卅資料》中卻全沒有，價值和政治性都很高。我和葉子雄兩

人看了十分詫異，就當面問湯，為什麼這樣好的資料不編入《五卅資料》中？湯

面紅耳赤，無話可答，好久，才勉強說：“這是外面人送來本所的資料。”下文

什麼也說不出。我和葉子雄都發現湯把別人替本所翻譯來的最好資料扣留下來，

作為自己的私貨。讓公家出版的資料成不完美的東西，這樣就可以貶低本所成績，

抬高自己地位。所內對他如此信任，將所內外一切資料交他整理，他卻如此損公

利己。

　　結果我和葉子雄都被調出了歷史所。

　　由於周予同對湯志鈞的信任，湯在全所有了權力，便任意使用公家人力財力。

例如一天，我親眼看見打中文的人員，拿了一本書在列印，感到奇怪，查問之下

才知道情形。這本書是《中東兵事紀畧》，早已出版，並不難買，曾由《甲午戰

爭》采入一部分。湯志鈞自己不學無術，沒見過這部書，只看見《甲午戰爭》

（解放後出版）中有，便叫本所打字人員用複寫紙列印三份，作為自己私人財產，

列印完畢，湯忽又看見本所圖書館已經買來這書，知道先前列印的只是《甲午戰

爭》中所采的一部分，不夠完全，便又叫打字人員把全書再用複寫紙另打三份，

占為己有。像這樣浪費公家財力、物力，不顧同事辛勞的事例，不知有多少，那

不過是我所看見的例子。

　　湯志鈞對文言毫無根柢，周予同年老事忙，文字常常叫他代筆。湯便借周予

同的地位和招牌向出版社索高價，騙取大量稿費。60年湯又替周予同寫了一篇登

報，被讀者來信登報譏笑，指出作者連《漢書》也讀錯了，普通常識都沒有。周

予同在史學會議上說：“湯志鈞說：‘我害了老師了。’”（可見是湯代筆）

　　另外，湯在歷史所，凡和他私人利益有礙的人都巧巧地外調，這是一件很奇

怪的事。例如我知道了他許多事，並且掌握了他所需要的資料幾十萬字，就不顧

徐崙的囑咐外調了。葉子雄知道他私扣《五卅》資料也外調了。有一女打字員顧

景英是臨時工，湯在58年整風時說：“我因為顧會打字，曾對鬱慕雲說過，你和

顧都是臨時工，顧會打中文字，歷史所必然留下顧裁了你。因此我和顧有摩擦。”

60年我在中山公園門口遇見顧，她眼淚汪汪地告訴我說，她不知何故被調社會哲

學研究所去幫打字，打完了字便被遣散回家去，鬱慕雲已正式編為職員了。她現

在生活困難，無工作做。



　　60年以後我離開了歷史所，有許多事我不知道了。但當我在所時，人人怕湯，

在小組學習時，同聲恭維他，讚不絕口，肉麻得可憐，湯也居之不疑，公然說：

“我雖然有些優點，但是還不夠。”不但如此，在60年春選舉積極分子時，竟然

有人在走廊人人必經之處，擺上桌子，上鋪白紙，寫上選湯志鈞為積極分子，攔

路叫大家簽名，還遞上蘸好墨的毛筆塞入人手（有兩三個人攔路，其中一個是齊

國華，其餘我記不清），當時我被攔住不得已只好簽名。我覺得這樣強迫選舉只

能說明湯的無恥和專權，以致人人怕他。（還有一些其它劣跡，這裡不寫了。）



　　以上是我母親陳懋恒（《中國上古史演義》、《明代倭寇考略》、《秦楚演

義》等書作者）對原歷史研究所湯志鈞的揭發材料。我覺得這個情況必須向您院

領導如實地反映，像湯志鈞這樣的人應不應該受到重用？發人深省。

　　湯志鈞一貫剽竊別人勞動果實，一貫損人利己，而整個歷史所人人怕他，不

敢怒也不敢言，還要強迫別人選他為積極分子，原因又何在呢？我認為這只能從

當時歷史研究所的具體情況加以解說：

　　一. 湯志鈞利用了所長徐崙常常外出，利用周予同對他的信任（至於

後來“師生關係”怎樣就不可知了）和周不常上班，又利用盧志傑文化低，要湯

代批條子等條件，實質上已篡奪了所裡大部分權力。因此可以為所欲為排除異己，

特別是看清他底細的人。歷史所草創未久，在制度上還不健全，所以大有空隙可

鑽，可以變公為私。

　　二. 湯志鈞之所以能得逞，是因為他利用了當時運動頻仍，民主氣氛少，

容易產生錯案，這樣一個特定的條件。例如，我父親趙泉澄58年在歷史所被錯劃

為右派。有了這個前提，湯志鈞才敢毫無忌憚地剽竊我母親手中的資料。在當時

他是“工會主席”，“積極分子”，而我父母只是右派和右派親屬，在真理面前

是不平等的。何況調出了所更沒有發言權了。湯是懂得挑軟的吃的。

　　三. 從本質上來分析，這個在歷史所向“知名學者”大踏步走去的湯志

鈞實質上和原復旦貪污分子湯國權並沒有差別，只是手法改變了，胃口也更大了。

他不必也不用再重複過去那種擔風險的蠢事了。他可以道貌岸然地取得一切，既

做了婊子，又立了牌坊，這才是上上妙計。湯志鈞不同於今日的王守信，王守信

雖然能做到“在地方上人人稱道”，但終於留下了贓物，可以追查。湯志鈞也不

同于過去的匡超人，匡超人盜竊別人的詩卷，畢竟也留下了蛛絲馬跡，聲名俱裂，

湯志鈞的狡獪處也正在這裡，他剽竊的是同事們為公家收集的資料，這是最容易

文過飾非的，只要時過境遷，書出版後名利雙收了，便可做到無蹤可尋，清清白

白。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只要原歷史所人還在，您院組織也願意進行深入的

調查，我相信多少能弄清一些事實真相，像湯志鈞這樣的偽君子，該不該授予很

高的榮譽？希望您院的領導慎重地考慮。

　　趙之雲 1980年9月



　　這是趙之雲寫給上海市高教局黨委的信。



　　上海市高教局黨委負責同志：





　　今寄上我寫給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反映湯志鈞情況的一份材料（複印本）。

希望市高教局黨委領導同志能關注這件事的核實調查工作。按照黨的實事求是的

政策，本著對人民負責，對受“四人幫”迫害的知識份子負責，對湯志鈞本人負

責的精神，務使社會科學院在經過調查研究後作出正確的處理，並盼複示。

　　此致

　　敬禮 趙之雲

　　1980年10月



　　在我們向社科院黨委發出揭發湯志鈞材料近三年之後，才得到湯的回復。以

下是趙之雲於1983年10月第二次寫給社科院黨委的信。



　　上海社科院黨委：

　　1980年9月，我就我已故的母親陳懋恒的揭發材料，向您院反映了湯志鈞先

生的問題。今年7月終於盼到您院同志的答覆，使我初步瞭解湯先生的表態。同

時您院還查出母親在歷史所時的部分手稿，對您院作出的努力，我表示十分感謝！

　　湯先生的答覆，我認為前後矛盾之處不少，事情也沒有這樣簡單。母親寫材

料時，我家正處在很困難的境地裡，她又早已離所退休，哪能無故惹是生非？現

在她去世已十多年，為瞭解事實真相增添了困難。但僅僅從她殘留的部分草稿中，

也多少可以看出湯先生答覆中的可疑之點。現在，我一一錄下，請領導一閱。

　　一.湯先生說，“1961年我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出版了，（以下簡稱

《傳稿》）當時張有年還沒有把抄件交給我。”此說不實。按我父親日記所載：

1960年4月下旬，父母親交還全部圖書、資料離所去財經學院。這時，是湯先生

主動寫字條，催張有年向母親索取資料，而不是張有年拿到資料後，湯才詢問，

這在性質上是大有差別的。可以肯定：資料入湯先生手中的時間是1960年4月下

旬，離湯出版《傳稿》的時間有整整一年。在一年間，這批資料是可以充分利用

的，它與初版《傳稿》對比，其中引用陳抄手劄資料，又多有相同，這一切將如

何解說呢？

　　二.母親1960年4月上交歷史所的資料，就現存家中的當年筆記來看，涉及面

廣泛，我認為其中包括《汪穰卿師友手劄》，但不是僅有《手劄》。

　　三.母親說離所後，第二年湯就出了“兩厚冊”，這兩厚冊書十分明確，即

指1961年4月初版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在此之前，湯先生的著作都僅一冊。

所以母親現存手稿如果齊全，也應該和湯著61年4月初版的《傳稿》引用資料對

照，這才合乎道理。至於湯先生61年以後，再對《手劄》重新作了何種研究，這

和澄清問題根本無關。母親不可能知道她身後十幾年來史學界的新發現，湯先生

也不能以七.八十年代的發現來證實他五六十年代的行為。

　　四.湯先生認為研究《手劄》在陳之前，他引為證據的是1957年11月版的

《戊戌變法論叢》，在此之前，從未披露《手劄》內容，這裡請對照母親原文：

“我1956年來所後，湯當著我的面對周予同說：‘叫她專抄'戊戌變法'的資料好

了......'以後湯就在我手中拿去替所抄的資料，載入他的著作，賣給出版社，

名利雙收。請看58年大批損公利己的地下工廠，湯十分積極，再三說別人一定有

地下工廠，結果別人都沒有稿子，只有湯自己再版的史料（即《論叢》原文作58

年，實際介紹指57年11月版的14篇論文）是由本所同志為本所收集的史料盜竊而

成，是地地道道的地下工廠，湯不得不低頭認罪。”

　　請看，這是湯先生1958年5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他當時的作品，哪裡離得

開本所研究人員的辛勤勞動！此種作品怎能算先研究《手劄》的證據，更何況母

親早就在《手劄》未出版之前，已向歷史所提出過整理《手劄》的方案。以下請

看母親的筆記吧！“上海市文化局對市圖書資料的初步調查：‘汪康年師友信劄

六十冊。’”（其它附有筆記和大量書名）可見母親本身就是初次派去勘探市圖

資料中的一員，她也早已注意《手劄》的價值。所以在時間上強分先後，不能說

明任何問題。

　　五.關於湯先生61年版《戊戌變法人物傳稿》是同樣存在疑點的，現在湯先

生只談《手劄》不及其餘，就《手劄》一端來分析吧。

　　湯先生61年版《傳稿》序言中寫道：“本書的撰作始於1948年，到1955年基

本完成了初稿。此後雖略加增訂，但也僅是作些‘補苴罅漏’的工作......”可

是，初稿《傳稿》引用《手劄》之多和研究成熟的程度，遠非湯先生57年版的

《論叢》可比。其中，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陳熾，陳虯，嚴復，徐勤，張

元濟，李鴻章，張之洞，梁鼎芬......等傳，無不加以運用或成段摘抄。湯先生

是1956年才和歷史所的同志同往上海圖書館勘探資料時發現《手劄》的（在此之

前，歷史所沒有人接觸《手劄》），那麼這樣廣泛引用《手劄》的書籍，怎能寫

成於1948年至1955年？哪有連原材料尚未見著就能走筆成書的道理？十分明顯，

胸襟坦蕩的人，是不必如此隱瞞寫作真正日期的。湯先生把寫作日期推到歷史所

未建立之前，就從實際上抹殺了所內同事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僅從《手劄》

來看，母親揭發材料不會言而無徵，何況湯先生利用別人收集資料成書的事，早

在58年反“地下工廠”時已被指責，並非從這一件事才開始的。

　　六.湯先生說：“我看的是上圖原件，與陳無涉。”然而，請看湯先生在61

年前是怎樣進行創造的呢？湯先生的特點在於：倚馬成書，搶先出版。他利用為

歷史所工作的招牌，把別人研究的“成品”、“半成品”順手攫來，然後向出版

社討價還價。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1.55年版的《戊戌變法史論》是以錢穆戊戌史料為底本，改頭換面而成。

　　2.在協助周予同寫經學論文時，周未發表，湯已搶先刊登。

　　3.57年出版《論叢》，即利用本所同事們收集的史料匯成。

　　4.關於“五卅運動”文，則由所謂外人送來的翻譯資料零件湊成。這些資料

當然各有所本，而不懂外文的湯先生哪有能力去核對原件呢！

　　5.湯先生56年剛發現《手劄》，56年就迫不及待地把手劄照片及少量資料載

入《論叢》送湖北出版社（57年印出），如此快速創作，哪裡能深入地研究原材

料？哪裡能不借用別人的“成品”、“半成品”？

　　通過以上數例，可以說明，湯先生利用他人勞動成果的情況，可謂屢見不鮮。

原歷史所馬博庵，章克生，葉子雄等同志，似都可向他們作側面瞭解，因為湯先

生長期以採用不當手段攫取資料，受損失的理當不止母親一人。

　　七.湯先生在答覆中，還提到某某名教授得到我的資料援助等等。儼然像是

位樂善好施的長者，他果真如此往而不來，一心為公嗎？其實湯先生到處伸手的

例子實在不少。早在貪污復旦合作社公款後，即湯先生在常州一所中學任教研組

主任時，就已經將當時各教員的成績掠為己有，彙集上報，騙取領導表揚。（見

陳筆記，湯在58 年自述）

　　以下，我另抄母親草稿中的一段文字來對照一看，時間約在57年。我本來認

為此事並不重要，後考慮到從此事也足以證明湯先生的品質，故引用如下：

　　湯志鈞對領導說：“常州有一個藏書家，願意把藏書捐給本所。”於是，湯

來去常州好幾次，每次都攜帶比較好的書若干部，最後才和洪廷彥一起接受該書。

據我瞭解，湯在經手中曾把好的書籍私自吞沒。（湯有一次自己漏了口風，周予

同也知湯志鈞在常州得到許多好書。）

　　另參看一條：“湯欺騙趙泉澄（即我父親）說，常州這家有一部《經世文編》

一百本，僅賣15元。趙就交給他連運費17元。湯到半年後僅將不全的《名山藏》

六本交趙，還叫趙再付3元，合成20元。我想，常州這家既然把全部書籍都捐本

所，這六冊殘本應該是其中一部分，假使他家要賣錢，為何不把值錢的書出賣，

而單將六冊賣20元呢？這分明是湯從中貪污弄鬼......。”

　　由此而言，湯先生所貪污的決不止幾本殘書，現六冊殘書仍存我處，可為物

證。以不正當的手段欺騙同事，高價變賣，其行為已屬惡劣，更何況借了為歷史

所效力的招牌，假公濟私，貪污肥己！這和湯先生自詡的表現，相去一何太遠！

　　八.湯先生認為：“我是搞近代史的，陳懋恒長於古史，不長於近代史。”

那麼既然如此，湯先生為什麼要建議周予同：“叫她專抄‘戊戌變法’資料好了，

別的不用。”如此棄長揚短，湯先生的用心又何在呢？當時上海方面根本沒有寫

戊戌史的計畫，再說，陳懋恒原文也指出：湯先生連有關甲午戰爭的《中東兵事

紀畧》都未一閱，還叫打字員數次列印，那時候湯先生近代史的功力又將如何呢？

當然，還可以舉許多例子，僅以上兩點，已足證湯說之不足信。

　　以上是我對湯先生的答覆和一些問題的看法。我把母親原文，湯先生答覆摘

錄收集一處，供組織上參考。母親揭示的問題是湯先生無法否認的事實。以湯先

生的為人和學風擢拔為歷史所領導是否相宜？甚至將他作為先進人物加以宣傳，

是否符合實事求是精神？這一切都請領導上全面斟酌。

　　當時歷史所圖書館編目者只有虞琴韻和鬱慕雲二人，她們之間關係複雜（母

親原文，敘述甚詳,略去。），極可能與當時歷史所大量“有帳無書”的失竊事

件有關，這也是應該查清的一件事。 我感到母親揭示的問題，對今後歷史所的

建設來說，也有值得深思的一面。我想，圖書館資料室是歷史所的主要財產，這

就像會計室的現款一樣，管理上不容忽視，不能已發現問題還不做追查。特別在

於：凡曾犯有貪污剽竊行為的人，則不可讓他掌握管理收集資料的大權。只有這

樣才能避免是非混淆，魚目混珠的局面。否則這類事件仍有再現的可能。

　　我的意見如有不當之處，請領導給予指正。

　　此致

　　敬禮

　　趙之雲

　　1983年10月



　　陳懋恒（1901——1969），福州螺州人。陳承裘次子寶瑨之女，陳寶琛太傅

之侄女。自幼博聞強記，少承家學，擅長文史，工於詩詞駢文，並習琴棋書畫，

就讀華南女子學院附中，193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歷史系，1933年獲燕京大學研究

院歷史系文學碩士，師從顧頡剛。1935年與校友趙泉澄結為伉儷。曾先後執教於

東吳大學、光華大學、聖約翰大學、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無錫國文專科學校等。

1956-60年夫婦二人在上海歷史研究所工作，58年趙泉澄被錯劃為右派，60年兩

人被調往上海財經學院，62年退休。出版的著作有《明代倭寇考略》、《中國上

古史演義》、《秦楚演義》、《紅巾軍》等，遺稿有《春秋演義》、《燕京潮》、

《春秋考異》、《夏商周史話》等。《陳懋恒女史詩文集》即將出版。69年秋，

作函給兒子道：“嗚呼，木秀於山，風必摧之。......雖然我嘗發願廣寫歷史讀

物，使俾芸芸學子無埋頭故紙之勞而粗知中國史實，以激揚起正義愛國之心。今

史料漸裒而歲雲暮矣，彼蒼天者寧有知耶！如斯之未喪，或能鑒吾所誠。來日大

難，倘有不可免者，吾寧折臂斷足以擋之，假吾數年，以成吾志。” （詳情

可參閱《福建北大人》）

　　附：朱維錚（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周予同經學史論》增訂版前言中寫

道:......以為那個助手的整理稿，非但在文字上欠通，而且在材料和見解上比

諸原稿，祗配稱作佛頭著糞，賴先生重新釐正，始可卒讀。經先生恢復原貌大半

的這些篇章，見於六十年代初報刊的凡七篇，先生都與那個助手共同署名，就見

解而言，篇篇兼出自先生。......周先生沒有料到，《海瑞罷官》批判之風乍起，

他曾致力救援過的那個助手，便對他大肆進行誣陷。......歷盡十年浩劫，先生

已癱瘓在床，命哲嗣周光邠先生代他向此人索回文革前交其整理的中國經學史講

義手稿。豈知此人早已聲稱“周予同對我還有什麼用”，因此非但拒絕向先生道

歉，而且雖承認先生交付講義手稿，其事確有，卻稱在文革初已被抄走。經我向

有關專案組查詢，得到的正式回答，是當初從未對此人抄家，也從未見過周先生

的講稿。那是1980年的事。周先生在病中聞訊後憤怒可知。



(XYS201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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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关于大学毕业后的几条路

胡适：关于大学毕业后的几条路
2015-04-16 思想箴言阅读 32393




文 胡适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 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镕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想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会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马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顽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灭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評《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評《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2013.08.29

撰文：楊奎松

金著的使命感

　　

　　粗粗讀完金沖及先生的這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以下簡稱金書），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尤其是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思想衝擊和歷史變遷，曾經長期被許多共產黨人視為傲人資本的革命經歷，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環。由於建國以來接連不斷的政策失誤，以至遭遇重大歷史挫折，由於人們已置身于全新的國際環境和社會關係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準則和發展理念，在在都引導著國人“告別革命”，過去那套革命的話語和理念，潛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極大的質疑，甚至是挑戰。金書正是面對這樣一種情勢，出於為革命正名，和全面論證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作的。金書通篇其實都是在告訴讀者：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在100年內發生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達到，必然會是一個複雜艱苦的探索過程。無論革命，還是建設，許多事情都是頭一回經歷，既沒有現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經驗，怎樣根據中國的國情，走出一條切合中國實際的新路子來，必須通過成功與失敗的反復實踐，逐步摸索出，才能達到勝利的彼岸。因此，金書明確告訴讀者：“失敗是成功之母”，不能因為看見了挫折、失敗，就懷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艱苦的努力和探索。用書中的話來說，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麼都預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圍的局勢又往往那樣危急而緊迫，不容許你從從容容地做好一切準備後再起步。許多事只能看准一個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闖，在闖的中間作種種嘗試。其中難免會有風險，會有曲折。有時，人們的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再加上不那麼謙虛謹慎，還會付出很大的代價，碰得頭破血流。人們只能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發現問題就去解決，認識錯誤就去糾正，才能逐漸學會應該怎麼做。路就是這樣闖出來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經遭受過兩次大的失敗，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犯過兩次嚴重錯誤，但是：

　　“這個黨的本質是好的。無論怎樣艱難困苦的環境，無論多少巨大的外來壓力，無論自己一時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遭受多麼巨大的挫折，都沒有把它壓垮。它不但總能在失敗和挫折中挺過來，並且總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別人來糾正這些錯誤，經過用幾年時間嚴肅地總結經驗教訓，使自己變得更加成熟，更加聰明，使自己沒有白白付出那些代價，而從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一條正確的路子來。這是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所反復證明了的。”

　　不難瞭解，金書就是在這樣一種指導思想下，出於要回答中國為什麼需要中共，中共如何為中國奮鬥，又為什麼會遭遇到許多挫折，會犯許多錯誤，同時仍舊能夠引導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取得成功這一重大歷史問題，來寫此書的。全書29章，只有很少的幾章沒有講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為中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書題為“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似乎並不是十分準確。尤其是從“中國史”的角度，書中實在也只是集中討論了政治史方面的問題，而對社會、經濟、文化、民族、外交、軍事等更廣泛地支撐一部“國史”的研究面向，著墨甚弱。

從階級史觀到民族革命史觀

　　那麼，從一部政治史綱的角度，金書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來，金書最大特色有兩點，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論，且盡其所能地邊敘邊議，大膽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種觀點。二是它字裡行間充滿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國人當年各種愛國言論，並常常加以動情的議論，或褒或貶，皆以是否利國為標準。由此也就決定了金書與傳統中共黨史寫法的一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作者明顯地力圖展現一種新的歷史解讀的方法。實際上，這也一種史觀的改變。

　　傳統的中共黨史所依據的，是聯共（布）黨史的思路，即要基於階級史觀來講民族和國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來談國家、民族、社會及其在此基礎上所發生的種種矛盾與衝突，再依據階級差別、階級矛盾、階級衝突，去解讀國家關係、民族關係和社會關係問題。比如毛澤東講中國革命的原因時，就會首先講中國社會長期的封建性質及其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進而說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統治，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分解和新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然後再說明列強各國為了把中國變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展開的爭奪，又如何瓜分著中國並利用中國的買辦階級和沒落地主階級做自己統治中國的工具。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總結出中國近代社會的幾大特點：

　　一、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顯然的優勢。

　　二、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並在中國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頗大的作用；但是，它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繫的。

　　三、皇帝和貴族的專制政權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的統治，接著是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政。

　　五、由於中國是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或半統治之下，由於中國實際上處於長期的不統一狀態，又由於中國的土地廣大，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端的不平衡。

　　六、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也才有了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說，和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物件、任務和動力所在，決定了只有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具有最徹底和最不妥協的革命精神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可能擔負起組織、引導中國社會各個革命階層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任務的論點。傳統的中共黨史，包括建立在這一觀點上的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寫法，曾經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與敘述邏輯之上的。

　　和這樣一種完全建立在階級史觀基礎上的傳統敘述模式相比，金書的敘述邏輯明顯地有所不同。作為一部“史”書，作者幾乎未做任何理論性的歸納和分析。包括從開篇第一章介紹二十世紀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金書都沒有像傳統中共黨史那樣，用到毛澤東的理論分析首先來分析一下時代背景、國內外階級關係和歷史演進的客觀邏輯。金書大量引證史料，細述歷史過程，說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乃至於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領導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鬥爭，都不能改變近代中國的悲慘境遇，中國非要共產黨不可，都是據史以論，並不著眼於階級分析。

　　按照各種史料所提供的線索，金書對中共形成背景及經過的認識是這樣的：一是因為在當時只有馬克思主義具有“綜合體系”和“根本解決方法”可做指南，又有俄國革命奉行成功可做榜樣，並且它還指示著一種可以超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理想前途，因此對激進知識份子極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國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再加上俄國的共產黨人派代表到中國來，提供了最直接的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又恰好在這個時候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中國激進的知識份子有了與這些極大地區別於中國社會其他階級的工人階級結合起來的可能性。而歸根結蒂，是“祖國和人民的悲慘處境”，“驅使他們產生一種特殊的緊迫感”，陳獨秀等人就是因為看到俄國的方式救國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馬上開始“改造中國社會的實際行動”，所以才會照著俄國人的樣子，成立共產黨。這全都是時勢使然，是“客觀時局發展到這一步”。

　　為救國而建共產黨，共產黨為救國而革命、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奮鬥，這其實就是金書的中心論點和敘述邏輯之所在。也正是為了能夠在敘述中使中共與中國及其整個民族合乎邏輯地融合在一起，金書中經常用大量充滿激情的文字動情地談論“中國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心聲、情感與精神，熱情地謳歌代表著這些心聲、情感與精神的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鬥爭。如果說，傳統中共黨史堅持的是一種階級史觀的話，那麼，金書顯然更多地是基於一種民族史觀，或曰民族革命史觀來解讀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這應當是金書與此前許多正統的中國近代史、現代史、革命史和黨史著作，最為不同之處吧。

要跳出傳統史觀並不容易

　　但是，要跳出傳統的階級史觀，真正改從民族史觀的角度來看問題，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讀金書，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作者雖然看歷史的角度發生了改變，但他不僅沒有改變傳統的中共黨史中的各種基本觀點，甚至也沒有停止使用傳統的中共黨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種階級的概念。比如“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等等。包括在談到這些概念時，金書對各個階級性質、作用的基本判斷，也和過去沒有兩樣。如講地主階級是“沒落”的，講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講中國早期的工人階級“還沒有作為一個覺悟了的獨立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到五四愛國運動時則“開始以獨立的姿態”“走上政治舞臺”之類。而且，多半是由於篇幅過大的原因，金書甚至沒有具體討論和分析過這些所謂階級的種種複雜情況。但一方面繼續延用傳統的階級觀點，一方面又超越階級處處從民族和國家的角度談歷史，兩者之間難免會出現一些扞格之處。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金書關於“工人階級”的看法。在金書中，凡談到工人或工人階級處，除早期外，幾乎無不是與共產黨相聯繫的。給人印象，在中國，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或由共產黨所代表的。這樣簡單地劃等號的作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對歷史的某種誤讀。

　　如書中在談到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蔣介石國民黨在上海對工人的態度時，就說蔣為便於鎮壓行動的突然性，“並不輕意暴露自己的真實意圖，仍對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寬心的友好姿態”。金書雖沒有用過去一些書中用過的蔣介石向工會送錦旗麻痹工會的說法，卻還是舉了四一二前十來天周鳳岐的第二十六軍與工人舉行兵工聯歡大會等史料來證明存在這種欺騙。但在這裡，金書顯然忽略了當時上海至少存在著兩個全市性工人組織的情況。事實上，當時上海有兩個具有全市性影響的工會組織，一個是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一個是有青紅幫背景的工界聯合會。周鳳岐部不可能也沒有與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的工人聯歡過，但他們確實是與工聯會的工人舉行了聯歡會。籠統地說蔣介石以此來欺騙麻痹“上海工人”，顯然與當時的史實有出入。

　　其實，就是中共認為自己所代表著的人數不多的中國產業工人群體，因為行業、地域、語言文化區隔等種種原因，在全國範圍內情況也是極為複雜的，直接在共產黨組織影響下的人數極為有限。一方面，在中國，最早開始做工人運動的，一是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是國民黨人。像廣州的產業工人（即機器工人），長期以來就是被組織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裡面的。在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兩個工會就互不相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兩派工人的大規模械鬥。中共1927年12月舉行反抗國民黨的廣州暴動，機器工會的工人還在國民黨的組織下，積極參加了鎮壓行動。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轉入地下後幾乎無法在城市產業工人中發展組織。特別是1931年前後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更是全面受到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進城市後就發現，無論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還是在石家莊這樣的中小城市當中，國民黨在產業工人中的勢力和影響都很大，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工會組織的骨幹分子。為了避免打擊面過大，中共還專門通過檔規定，不對一般工人加入國民黨問題進行追究。

　　類似的情況並不僅僅表現在工人的問題上。這從一個方面可以說明，講這段歷史時，籠統地談這個“階級”，那個“階級”，和把傳統的中共黨史中關於階級作用的說明簡單地接受過來，而不做具體分析和史實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對歷史的誤讀的。

如何看待蔣介石國民黨？

　　不從階級分析、階級鬥爭入手，只著眼於民族和國家利益，處處強調中共是民族和國家利益的代表，還有一個容易引起歧異的問題。這就是：既然是講民族、講國家，始終與中共存在著鬩牆之爭，卻同為民族兄弟的蔣介石國民黨該如何擺？

　　在金書中，因為要證明歷史上國共之爭中中共的正確性，蔣介石國民黨依舊被描述成一種負面，甚至是反動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傳統的中共黨史著作中，蔣介石國民黨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與中共關係的變化是有內在邏輯可尋的。而金書離開了階級分析的觀點，蔣介石國民黨的形象反而變得模糊不清了。

　　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蔣介石國民黨毫無疑問是民族主義的。他們之所以和中共時而合作時而對立，只是由兩者的階級關係所決定的。前者被通常認為是代表資產階級或地主資產階級的，後者則被認為是代表著致力於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工農群眾，尤其是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無產階級的。當蔣介石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時，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有時會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與之合作；當蔣介石國民黨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甚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時，雙方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敵人。

　　按照金書的分析方法，蔣介石國民黨的階級代表性看不見了，中共成了民族國家利益的唯一正確的代表，蔣介石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性質也成了問題。這樣一來，要想說清楚它與蔣介石國民黨分合衝突的原因自然就變得十分困難了。由於沒有掌握其他評價標準和工具，作者甚至不得不從道德層面上來看問題了。比如，當蔣在書中作為反共人物出現時，作者斷言他是國民黨中那種“只是想靠孫中山來謀求自己的發展”的人物，一心在謀求權力和地位。隨著蔣介石國民黨與中共矛盾衝突加劇，作者的評價也更趨道德化，稱蔣內心是反蘇反共的，為了權力地位，表面上表現成左派。“一到羽毛豐滿便突然變臉了”。這一評價在說明蔣發動四一二事變時，更加變成一種人品的貶斥了。書中最直言不諱的說明就是：“蔣介石是個要把一切大權獨攬在自己手裡、容不得任何異己力量而又富於權謀的人。當自己實力不足的時候，他可以隱忍不發，以便一步一步地達到目的……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他立刻會翻過臉來，採取令人吃驚的斷然行動”，且“手法十分卑劣”。

　　從道德人品的層面來評價歷史人物，嚴格說來是危險的。因為它很容易導致研究者的情感傾向左右史實敘述。金書似乎就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因為作者對蔣介石道德人品的觀感極差，不僅影響到全書對蔣介石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評價幾乎完全負面，而且影響到作者對一些可能影響到讀者對蔣產生某種好感的看法的史實，也會採取回避的作法。比如，金書就只講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以後如何不抵抗，對蔣隨後在錦州、熱河、長城抗戰問題如何主張抵抗，調兵遣將，如何與張學良發生爭執，卻未置一詞。講到熱河不戰而失，不講張不按照蔣令撤換湯玉麟，積極部署抵抗的背景，卻說蔣介石乘熱河淪陷“逼迫……張學良辭職”。對於緊接著發生的長城抗戰，金書雖沒有否認中央軍有參戰，卻對西北軍的抵抗給予高度評價，對晉軍的抵抗只講失利，中央軍的作戰則被描述為主要是“有愛國心的將士們”的所為。

　　對於隨後的抗日戰爭，金書花了許多筆墨，寫得很充實，還辟出專目來寫民族資本家的作為和態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這時多少注意到了作為國家統帥的蔣介石當年領導全國抵抗和國民黨軍隊的作用，第一次表示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軍政人員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義思想”。這理應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發點——民族史觀。但作者對此並不能堅持到底。書中認為，在抗戰爆發後一年多時間裡，“國民黨和它的軍隊的表現是積極的，在抗擊日本的軍事行動上擔當了主要部分”。到抗戰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軍隊就只是“仍堅持在抗日陣營裡，並且在一些戰場上進行過頑強的抵抗”了。到抗戰後期就更不要提了，自身專制腐敗，作戰一潰千里，對中共卻磨刀霍霍。作者的觀點幾乎都來自毛選，但卻仍舊沒有用到毛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作者歸納蔣對日也好，對共也好，認為其態度變動的主要“內在原因”就是一點，即必欲堅持其專制獨裁的統治地位，因此搞到天怒人怨。

　　就形式而言，作者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從邏輯上來看，卻未必都能說得通。因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和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追求獨裁、專制並不一定就不好，就會失敗。俄國著名的歷史唯物論者普列漢諾夫就舉過拿破崙的例子，稱拿破崙始終是追求獨裁和專制的，他甚至走到恢復帝制自己做皇帝的地步，也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反而還得到了法國民眾的一致擁護。普列漢諾夫明確認為，一個歷史人物偉大或渺小，與其個人的性格品質和選擇何種統治形式，並不構成直接的因果關係。重要的是他是否代表了社會的需要。他代表社會需要的時候，就是強有力的；背離了社會需要，就一定會被歷史所淘汰。更何況，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蔣介石固然迷信和追求專制獨裁，但國民黨恰恰不是因為控制太過而失敗，反而是因為其自身派系林立，內部分歧太多，和無力控制社會而歸於失敗的。很顯然，注意到這些情況，金書離開民族戰爭和利益格局大變動的複雜背景，對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所慮所欲、所作所為的總體評價，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前三十年”敘述的糾結

　　金書最少爭議之處，應該是有關中共建國史的敘述。因為這一時期的政權建立、經濟恢復、抗美援朝、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和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實現等，可以說是一路凱歌高奏，作者寫起來也從容順暢，頗為得心應手。但是，一進入到1957年，問題就再度浮現出來了。

　　從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認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今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將是人民內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相信需要通過群眾提意見的方式説明黨解決引發社會矛盾的官僚主義的問題；再到5月毛澤東受不了言辭激烈的批評，懷疑有人乘機“反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的短文，進而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將55萬知識份子和黨政幹部打成“右派”，金書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引述了許多毛澤東談階級鬥爭的言論觀點。由於作者此前一直沒有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說明毛澤東和中共種種政策策略及其路線方針的變動原因，讀者突然讀到大量毛澤東談論階級鬥爭問題，且前後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澤東到底對新中國條件下的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及其形勢，是怎樣一種看法，他為什麼一會兒認為新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一會兒又認為新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階級鬥爭還嚴重存在？金書對此沒有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釋，只是借用龔育之的一段話，說問題主要是出在缺乏經驗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勢變化，就容易偏離正確的軌道。但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設國家與社會的經驗，卻並不缺乏革命時期的群眾性階級鬥爭的經驗。其一旦偏離“正確方針”，馬上就會回復到過去階級鬥爭的方針上去。

　　嚴格說來，離開中共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來講二十世紀的政治史，尤其是講中共的歷史，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準確地解讀改革開放前始終依靠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觀念指導革命與建設的中共的種種成功與失敗。

　　就像講中共八大決議宣佈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將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講毛澤東在《正處》中宣佈今後將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如果不講中共所依據的馬克思、列寧的階級觀、國家觀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經驗，讀者是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這種宣佈的意義所在的。

　　同樣，講1956年東歐剛剛發生過波匈事件，中國也發生有學生、工人上街鬧事，1957年毛澤東卻毫無顧忌地全力推動整風運動，號召黨內外人士積極向中共提意見，如果只講建國頭幾年接管建政、恢復建設如何成功，而不講自建國以來中國通過“土改”、“鎮反”、“肅反”，已經“殺”、“關”、“管”了數百萬“地”、“富”、“反”、“壞”，並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動思想，以及思想改造運動和學生、幹部、知識份子人人交待歷史問題與反動社會關係等等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對社會進行了全面清洗，讀者也就無法體會到毛澤東當時何以會信心滿滿，更無法理解何以毛髮現有人“倡狂進攻”會倍感意外，進而造成對形勢的嚴重錯估，重拾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手法，一舉打出數十萬所謂“右派分子”。

　　金書講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講1959年反右傾運動，都比較實事求是。書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認了當年各地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作者明確指出，按照1950年代中期以後全國人口統計的情況，每年增長數都在千萬以上。但1960年的全國人口不僅沒有增長，還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又進一步減少了340余萬人。兩年的數字相加，不僅少增加兩千五六百萬人，還減少了1300萬人。除去按金書所說“育齡婦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嬰兒出生率大大減少”外，“全國因缺糧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之眾，可想而知。

　　發生如此慘重的“災難性惡果”和“巨大的悲劇”，金書對原因的分析卻難以讓人接受。按作者的說法，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主觀上想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一些，讓人民早些過上好日子，只是因為“驕傲”了，計畫“超越了國力的實際可能，過分誇大了主觀能動性的作用……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才發生了慘劇。作者在這裡沒有使用主語，讓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還是“黨”。姑且不論作者所指是誰，其對問題根源的分析明顯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餘地。勿庸置疑的一點是，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都可能發生頭腦發熱或判斷失誤的情況，這並不奇怪。問題是，任何一個有著正常制度的國家，都會有避免或減少因個別領導人錯誤決策引發嚴重後果的校正系統與機制。何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竟不存在這樣的系統與機制？不僅不存在，彭德懷等人正常上書反映問題，還會因惹惱最高領導人而身陷囹圄，原本應該有所調整的錯誤決策反而會更加變本加厲，從而使形勢雪上加霜，導致明明可以少發生的嚴重後果更加嚴重了。

　　不難瞭解，1958年以後，甚至可以說在新中國建國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各種嚴重問題，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幾乎都是與中國不存在可以約束最高領袖意志，減少因錯誤決策導致可怕後果的正常機制和制度密切相關的。包括大躍進，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無不反映出這樣的情況。簡單地從動機上來看問題，把這一切歸結為“驕傲”，歸結為“沒有經驗”，給人印象，只要主觀上注意些，謹慎些，就能夠避免發生如此錯誤，這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

現實之禁與史家之忌

　　擺在我面前的這部書稿，多達100萬字，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實際上它也不能不從1840年鴉片戰爭講起，甚至於細說1894年甲午戰爭和1898年的戊戌變法，因此其縱貫歷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份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僅花兩年多時間，就順利完成，並且還能持之有據地講出一番新史說，在當今中國，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資格和功力了。

　　說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於兩點理由。

　　一是當今中國史學研究越來越偏向于微觀史，傳統的宏觀史論鮮有人做了，過去能做者無論知識，還是年齡，都垂垂老矣，再難堪此重任。旦有嘗試者，也幾乎都是新瓶裝舊酒，難得寫出一點新意來。唯有作者，年雖日近八旬，卻一直堅持在學術研究的第一線，且不斷有新成果推出。其敢當此任，寶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為當然。

　　二是史學研究首重客觀，它要求研究者與研究物件必須保持相當的時空距離。因此，當今做歷史研究者，無論中外，鮮有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者。縱有，也僅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不敢過近外，也因為中國檔案文獻的開放，目前通常也只開放到這個時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在中國，不受此時空限制而仍能冠以“史”字做更切近之研究者，卻有一個中共黨史研究專業。而且，因此專業有很強的官方背景，其研究者還往往有查閱未開放檔案史料的特權。越是在中共黨史官方研究部門，越是具有高級別者，能看到的檔案史料相對也就越多。而作者恰恰就具備了這兩方面的條件。他既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專家，又是中共黨史研究界行政級別最高的專家，其得天獨厚之處，當今無人能及左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的身份來撰寫從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國歷史，又可以以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的身份來撰寫1950年代以後到二十世紀末的中共黨史，如此兩相貫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過，作者能做、敢做，並且已成之事，在我卻仍抱有很大疑惑。

　　坦率地說，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種強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認同他關於當代人比較容易瞭解當代各種事態發展的種種複雜因素，不像後人看久遠的歷史那樣容易因環境隔膜而判斷失真的看法。

　　我從五四前後一直努力向後研究，於今已逐漸研究到1950年代初，私心所慮，也在於此。但即便如此，我對於作者把近二十幾年、十幾年，乃至於幾年前的事情都寫入到史書中來，而且還率性褒貶的作法，仍認為太過冒險了。

　　我不反對當代人寫當代史，古來不少歷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幾乎同時代人寫的，這證明當代人並非就一定不能寫好當代史。然而，這樣做畢竟是有條件的。第一是研究者和研究物件必須保持一定的時空距離，絕不能太近，更不能自己人寫自己史；第二是必須儘量研究微觀，而不能做全景式研究，尤其不能做蓋棺之論。畢竟，研究距離自己太近的歷史，太容易因自身經驗、情感、立場及其價值觀等等局限，而扭曲對歷史真實的認識了。再好的歷史學家，怕也概莫能外。史達林是再精明沒有的了，他當年主持編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即使今天讀起來，也還是能感覺到它文字的嚴謹和很強的邏輯力量。但是，離開史達林時代許多年以後，太多的史料被發掘出來了，結果證明當年彙集了蘇聯許多專家心血的這本書和歷史真實相去甚遠，作為史書毫無價值，這無疑是一個很典型的教訓。

　　凡是研究過中共黨史的學者都瞭解，時間離現實越近，研究的困難也就越大。這與能不能看到檔案史料甚至沒有多少關係，而是現實政治會製造出許多禁忌，由不得你如實敘述。作者再有資格，也不可能不受到此種禁忌或忌諱的影響，甚至是左右。

　　舉一個例子，金書談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等解決“四人幫”問題這一過程，就讓人深感遺憾。這本來是一段很具傳奇色彩的歷史經過。目前涉及到這段歷史的回憶已經出了不少，坊間也有各種說法，原本很可以做一點精彩的考據，並寫得很生動，但作者卻全無針對性的分析和討論。就連華國鋒究竟起過怎樣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為對華的政治評價說深說淺都會有些敏感，故有意寫得很含糊。包括對在這件事上起了極為關鍵性作用，後來因此還一度做過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竟連名字都沒有提到。對於這樣一件距今已過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諱，談再近些的事情怎麼可能實事求是？

　　因此，我雖受人之托做此書評，卻不欲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金書二十世紀最後二三十年的記述說長論短。但在這裡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無論金書存在怎樣的不足，以作者這樣權威的近代史專家和中共黨史專家，經受了改革開放30年各種思潮的強烈衝擊後，仍有如此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觀察中國近現代政治歷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觀，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嘗試和調整，還是難能可貴的。

我們離聖賢已遠

我們離聖賢已遠
張 元


開學未久，中國史的課程就到了三代，周公東征總是要講的，講什麼呢？
其原因的三監之亂，其影響的大行封建，當然是要講的，但我還會把時間放些在《詩經》的一首詩上，那就是描述戰況的〈破斧〉，我並不是為這首詩做註解，而是看看古今的大學者如何詮釋。
先將〈破斧〉的首章抄錄於此：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前兩句說周公東征，戰況激烈，斧頭等兵器都破損了。後四句則是周公東征的目的，以及詩人的認知。我先舉朱子在《詩集傳》中的解讀，亦做為講述時的依據。朱子詮釋這首詩重點在於，周公東征是為了安定天下，東征的士兵都能體會周公的這番心意。玆錄於下：
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眾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不能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有見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如果有時間，我還會把《朱子語類》中，朱子與學生上課時討論此詩的筆記，介紹給班上的同學，我採用的片段是大弟子陳淳問：「老師寫的資料中說，那些拿著武器跟隨周公東征的都是聖人之徒，我看不大妥當，他們好像不大能說是聖人之徒。」朱子聽了，顯然有些不高興，說：「不是聖人之徒？那就是盜賊之徒了！陳淳啊！幾年不見了，今天再見到你，期盼有些大題目，大道理可以切磋商討，怎麼你的體會居然是如此，可見你近日所做功夫是太過細碎了！」陳淳只能解釋，說：「我只是覺得拿著武器打仗的應該是粗人，怎麼能說是聖人之徒呢？」朱子說：「有粗的聖人之徒，也有讀書識文理的盗賊之徒。」
我講了朱子與陳淳師生之間的這番對話，就要同學想想，朱子說這句話時想到什麼？什麼是「有粗的聖人之徒」？聖人之徒不一定是讀書人，就是做粗活的人，也可以是聖人之徒。至於讀書識文理就是聖人之徒嗎？那也未必，也許還是盗賊之徒呢！是或不是「聖人之徒」，怎麼區分呢？請同學想想。希望同學能夠從上面引述的朱子話中找到回答的靈感，如果同學說能夠體會周公的心意，就是聖人之徒，因為周公是為天下的，那就很好了。其實我希望同學理解朱子的話語，主要在於聖人有為天下之公心，能夠體會聖人之心的，即為賢人；我們讀書的目的之一，在於向古人學習，希聖希賢，恢弘自己的心志，不要只想到一身一家。
我問全班同學，古人說，向聖人學習，體會聖人心意的，會用哪一個詞（語）彙？向聖人學習，做聖人老師的學生，不是學生嚒！同學立刻提出「學生」這個答案，顯然不大了解「古人用什麼詞彙」是什麼意思。我說，當然是學生，只要古人談到向聖人學習，而且可以懂得聖人心意的，稱做什麼？一片沉寂。你們可以猜猜啊！有一位大膽的同學說「大臣」，他大概想到周公主政，手下有些懂得周公心意的臣子吧。我說不是，再想想，一位同學舉手，說「使徒」，我說你想到保羅與耶穌了嗎？她說是的。大家再想一想！這個詞彙不從你們口中說出，我們就耗在這裡，不下課。這時一位同學說：「賢人」。對！向聖人學習，懂得聖人心意，努力提升的人，古人稱之為賢人。聖人是完美的，向完美的人努力學習，自己也就不斷提升。「希聖希賢」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精神，希望今後仍能傳續下去。
期中考有一題，問：「課程從遠古到西漢武帝，你覺得哪一段，或兩段，印象最為深刻？為什麼？」（10分）一位同學寫道：「我覺得印象最深的一段是周公東征部分，因為老師在課堂最末問的問題很有趣，周公是聖人，那追隨周公東征的是什麼人？大家一直答出不同的答案，結果竟是賢人，因為聖賢之故，聽著也覺得頗有道理。還有一段是漢武帝喜歡用長得漂亮的人物的部分，我才知道原有歷史上這麼多名人都是有才的帥哥，讓我對歷史更有興趣了。」（工業工程系二年級102-34017林妘襄）林同學把賢人與帥哥並列，頗有趣；而且賢人的印象超過帥哥，也很有趣了。
朱子的解釋很生動，但已是八百多年前的觀點了，今天呢？不妨也找一位學者的說法，略加比較，看看古今之異，相信也是有趣的事。
主持燕京大學歷史系，培育不少優秀歷史學者的史學家洪業（煨蓮），從小接受私塾教育，也熟讀基督教聖經，有著深厚的傳統學養，可謂學貫中西，用英文撰寫《杜甫傳》就是一例。民國四十四年，洪業在《清華學報》發表一篇論文，題目只有二字：〈破斧〉，我們可以看到煨蓮先生怎麼解釋這首詩了。經過仔細的字詞考訂，他把這首詩定位在豳地歡迎東征歸來將士的大會上，將士們吟唱的一首歌，以懷念為國捐軀而長逝不返的戰友同胞們。歌詞的意思在於：「跟著周公為國家之安全而東征，我們這些人的辛苦損失算不了什麼，況且對於東征成功之貢獻，我們這些生還之人那裏比得上那些為國損軀的壯士？」於是在最後一句唱出：
「哀哉，我們的人；而且，他們的儀表都特別的壯美。（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哀哉，我們的人；而且，他們的言動都特別的可嘉。（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哀哉，我們的人；而且，他們的德性都特別的休明。（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煨蓮先生〈破斧〉全文最後的結語是：
在鄰里的歡迎會中，歌者、聽者各都了然今日歸來的人數比不上當初出去的數目。他們都慶幸東征的成功，也許還覺得成功的代價已太重了。如果〈破斧〉一詩可讓我們這樣來解釋，作此詩之人比曹松早了一千九百年，已感覺得：
一將功成萬骨枯。
當然，課堂講述不可能如文章之周全，但大意仍可清楚表達。於是做一個簡單的調查：你們聽了這兩種解讀，喜歡南宋朱子的呢？還是喜歡民國洪業的呢？喜歡朱子解說的請先舉手，讓我數一數；謝謝。喜歡洪業看法的，請舉手，也讓我數數；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喜歡朱子講法的同學，明顯居於少數，數目有點懸殊，而且年年如此。我們是否可說，「士希賢，賢希聖」這種傳統觀念，對於今天的我們已經十分陌生，我們離聖賢已遠。
我們需要拉近與聖賢的距離嗎？相信大多數的朋友都會覺得無此必要，但是我們對昔日的重要觀念已經十分陌生，反映怎樣的情況呢？是不是我們與過去的世界已經出現很大的裂縫？我們已經不知道古人長期以來生活在怎樣的一種想法心態之中？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需要想一下，我們歷史課的目的是否有所不足；培養帶得走的能力，無人反對，但似乎不能僅此而已；多知道一點古人的想法做法，成為我們待人接物的參考，經由我們的選擇，把傳統中有價值的部分，通過我們的所作所為傳續下去，是不是也可以說是歷史課的目的之一呢？向大家請教。

2014年3月28日

好課三要素：故事、學法、靈魂——“一節好的歷史課”標準之我見

好課三要素：故事、學法、靈魂——“一節好的歷史課”標準之我見

戴加平

《歷史教學（中學版）》2014年11期

一直在關注《歷史教學》組織的“一節好的歷史課”標準的專題討論，不少知名歷史教育學者和一線教師見仁見智地發表了燭見，給筆者以極大啟發。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9/view-6314010.htm
　　實際上，好課標準實在是個開放而多元的命題。去年十月，筆者曾有機會擔任某縣高中名師教學展示活動的學術點評人，有機會在第一時間對剛下課的5位不同學科的名師提出同一個問題：“請用3個關鍵字說出你心中的好課標準”，他們的回答見下表：
　　上表表明，不同學科的教師，對好課標準的認識是有很大差異的。其實，即使同為歷史教師，對好課標準的認識也有不小差異，這一點已為本次持續一年的討論所證實。問題在於，我們能否通過這場有價值的專題討論，在不放棄己見的同時，取得某些共識？
　　作為高中歷史教研員，筆者始終努力地行走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並尋找著兩者間的平衡點。具體到本次討論，筆者也秉持同樣信念，以期能明晰前行方向與操作路徑。筆者以為“一節好的歷史課”標準的討論，需要明確兩個前提：一是本次討論中的“歷史課”應當是指歷史教學中的常態課。換言之，不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歷史課，不是各類複習課，也不是展示課或比賽課。因為課型不同，評價的標準自然會有所不同。二是“好課”的標準既要有一定品位，又要清晰，便於實際操作與評判。具體而言，一方面標準不宜過高過繁，導致教師視上出好課為畏途，導致好課難覓；另一方面，又要導向明確，操作性強，有助於一線教師的教學實踐。
　　據此，筆者以為，構成一節好課的要素或許有很多，但基本要素是“故事”“學法”與“靈魂”。一節高中歷史常態課，如果具備了這三個要素，應當就是好課了。如果還能具備其他一些要素，可以說是錦上添花；如果不具備其他要素，也無傷大雅。
　　歷史學科是與故事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說，歷史學科的基本特色就是講故事。當然，是真實的歷史故事。這裡的“故事”，其內涵是較為寬泛的，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有趣的細節，重要的是真實、有情節、生動形象。如某教師在執教人教版《社會危機四伏和慶曆新政》一課時，以下列這則材料作為導入：
　　一日（宋仁宗）特開天章閣，召對（范仲淹等人）賜坐。【此于宋為殊禮矣。】給筆劄，使其當面疏奏（改革政治的方案）。
　　顯而易見，這則材料本身就是一則極為生動的故事，透露出宋仁宗急切而誠懇地期望范仲淹謀劃變革的心態。由這則故事可以生髮不少問題（想像）：宋仁宗為何如此急切地想變革？宋仁宗為何對范仲淹等人寄予厚望？范仲淹將如何應對？教學可以由此展開。
　　故事的主要功能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一節好的歷史課一定是由生動形象的故事或細節串聯起來的。事實上，《百家講壇》之所以如此吸引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講人善於講故事。
　　歷史課上的故事，不一定要講完整，故事片斷或者是某個細節用得好，同樣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下面就是較為成功的一例：
　　某教師在執教人民版《新中國初期的外交》一課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內容前，提供了一份“1949―1953年與中國建交國家資料簡表”（見下表），並設計了配套問題：“‘屋子’打掃乾淨了，‘客人’為何遲遲不來？”這樣的教學設計，通過資料與問題的配合造成了一個懸念，極為自然地引發了學生們的學習關注，為學生理解新中國從“一邊倒”方針轉變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了很好引導。
　　歷史課當然不是故事課。所以在課堂上講什麼故事是需要教師認真斟酌的。
　　有效課堂中的歷史故事，除了真實和生動形象，應當是緊扣教學內容的需要，尤其是緊扣“重點”“難點”與“疑點”的解決需要而安排。上文中宋仁宗特開天章閣的故事，寥寥數語，卻體現了宋仁宗急切變革、對范仲淹等人抱有厚望的心態，又與慶曆新政僅歷時一年多就夭折這一結局形成情景衝突，有助於引發學生對新政背景及失敗原因的思考。
　　好的歷史故事，還應當有些意蘊，讓人能夠細細體會，會心而笑，使“論從史出”成為可能。上文中的資料及配套問題就具有這樣的特點，因此能收到讓學生粗粗一看大感意外，細細一想恍然大悟的效果，不但記住了，更是理解了。
　　相信具備了上述四個特點的歷史故事，不但能夠有效地激發學生們學習歷史的興趣，還能有助於發展他們的思維能力，引導他們正確地理解歷史現象，進而為他們的繼續學習奠定基礎。
　　“學法”是指學生們學習歷史的方法。通過引導學生學習具體的歷史知識，掌握學習歷史的方法，應當是現代高中歷史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現代高中教育的重要理念和追求目標之一。
　　要出色地完成高中歷史學習任務，需要掌握的學習方法是很多的，既有“普適性”的，也有“特殊性”的。前者如閱讀教材的方法、識記的方法、複習的方法、準確表達的方法等，這些方法為各學科的學習同樣需要；後者如搜集資料的方法、辨析史料的方法、左圖右史的方法、運用史料的方法等，這些方法為歷史學科所特有。
　　毫無疑問，這兩類方法實際上是有不少交叉的，也是需要學習者盡可能一一掌握的。但作為教師對學生的訓練，需要有計劃、有重點地推進。這主要是因為受教學時間限制，一節課中的學法指導內容只能是有限的，學生掌握某種具體的學習方法、進而學會學習，更是一個從初步知道到逐步內化的過程。所以教師要做到心中有目標，手中有方法，從長計議，總體安排，逐步推進，使學生能逐漸地切實掌握各種學習高中歷史所需要的方法。
　　“學法”指導當然可以是顯性的，即教師在歷史教學中直接對學生進行學習方法的指導。以“求真”為例，“求真”是歷史學科的基石之一，但“求真”並不容易，除了要有“求真”的信念，也需要掌握“求真”的方法。某教師在執教《古代中國科技發展的突出代表――四大發明》一課時，通過“我們可以用哪些方法證實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和“我們如何證偽‘韓國是活字印刷術的起源國’之說？”這兩個問題的設計及其教學活動的展開，幫助學生初步地知道與運用“文物考古”和“文獻典籍”這兩種方法證實或證偽某些觀點，進而水到渠成地向學生介紹王國維首倡的“兩重證據法”。這樣的教學過程，較有效地幫助學生初步確立了“求真”的理念，知道了“求真”的方法。這樣的指導顯然既是必要、也是有益的。據筆者所知，近年來已有不少教師開設了以學法指導為主要教學目標的學習方法課，如“如何收集與整理材料”，“如何解讀史料”，“如何編制大事年表”，“如何掌握核心概念”等，這類課都是極有價值的，是歷史教學中很好的探索與嘗試。 　　“學法”指導在更多的時候是隱性的，即滲透在日常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可謂是潤物細無聲。如證據意識的確立、歷史邏輯的揭示、歷史意識的涵養、批判視角的形成……某教師在執教人民版《新中國初期的外交》一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一內容時，讓學生研讀教材安排的《毛澤東訪蘇期間和史達林在一起》這一照片，並設問“毛澤東當時的心情如何？依據？”這一教學片斷的設計引發了學生的極大興趣。緊接著，教師指導學生研讀教材相關內容，從毛澤東的訪蘇時間之長、周恩來趕赴莫斯科、國際輿論的猜測等視角引發學生的思考，感受中蘇兩國當時談判之艱難；再提供了該條約的秘密附件內容節選和如下這段已公開發表的毛澤東在1956年的講話（見材料1），從而證明“毛澤東當時的心情”至少並不輕鬆，甚至還是憂心忡忡的。至此，學生不但可以確信自己的眼睛：照片中毛澤東與史達林的神態都較為嚴肅，還可以知道蘊藏在偉人神態背後的深層次原因。
　　材料1：我一生寫過三篇歌頌史達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史達林60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三篇是在史達林去世後寫的悼念文章。這三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願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
　　這一教學片斷設計和這樣的教學過程，既相當故事化地敘述了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背後錯綜複雜的真實歷史，又為學生理解中蘇關係在日後的破裂埋下伏筆，更是在悄無聲息中引導著學生關注史證、關注論從史出，很好地將學法指導融入了教學過程之中。
　　沒有靈魂的身軀註定行之不遠。人是這樣，課也是這樣。趙亞夫先生說得好，“一節歷史課如果失去了靈魂，內容再生動、豐富都是擺設”。
　　歷史課的靈魂可簡稱為“課魂”或“課時靈魂”（也有些學者與教師稱之為“教學立意”），它應當是能夠統帥一節課的主要教學目標，應當能體現出為什麼而教，應當能在較高層次上體現出一節歷史課的價值。
　　如某教師在執教人民版《新中國初期的外交》一課時，將“政策決定命運”確定為本課靈魂，然後圍繞這一課魂設計了問題鏈：①毛澤東的訪蘇直接目的是什麼？如何評價《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②六點建議與日內瓦協議滲透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哪些內容？③周恩來在萬隆曾面對著怎樣的局面？他為什麼能夠扭轉這種極為被動的局面？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適用於與哪些國家的交往？它與“一邊倒”方針是怎樣的關係？這樣的設計既準確地把握住了本課的教學重點與難點，更引導學生著重思考“新中國初期的外交”的得失及其背後的政策因素，這不但有助於幫助他們“理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的意義”，還將有助於他們理性地理解“政策”的巨大作用，進而謹慎地審視各類重要的政策。
　　提出一節課應當要有自己的靈魂，會不會讓歷史課套上枷鎖走向思想僵化？實踐表明，由於確定一節歷史課的靈魂要受課程標準、教材內容、學生情況、現實環境以及教師本人素養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同一課內容完全可以提煉出不同的“靈魂”。以“美國1787年憲法”這一課為例，我市教師在最近的一場優質課比賽中就分別提煉出了“探尋‘走出問題叢生的灌木林’之路”，“感受1787年憲法中‘制約與平衡’原則這一人類政治智慧”，“恒久的憲法”，“總統靠得住嗎――授權提高效率、限權保障共和”“妥協下的制約與平衡”等主題作為“靈魂”，真是各具特色、精彩紛呈，既給觀摩教師以很好啟發，更給學生揭示了蘊藏於歷史表像深處的智慧之光。
　　作為歷史教師，我們應當確信：一個沒有靈魂的歷史課堂，不管形式多麼熱鬧，其本質都是死寂的，沒有人文價值。因此，歷史教師進行每一個教學設計時，都應當思考為什麼而教這一問題，都必須明確教學設計中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目標。換言之，每節課都應當要有自己的靈魂，每一節課都能叩擊學生的心靈，最終完成歷史教育的使命。
　　總之，筆者以為一節好的歷史課，應當有故事（細節）的渲染，有學習方法的滲透，有靈魂的燭照。簡言之，是應當有趣、有法與有味。所以高中歷史教師應當學會收集與講故事，應當重視對學生學習方法的指導，應當關注寓論於故事之中，寓論於教學過程之中。如果能具備這三個方面的能力，使自己的課堂具備了這三個要素，那麼上出一堂又一堂的好課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作者簡介】戴加平，男，1957年生，正高級教師，浙江省嘉興教育學院高中歷史教研員，主要從事高中歷史教師群體專業發展、中學歷史教學研究。
　　【責任編輯：王雅貞】

余英时丨关于读书的学问

余英时丨关于读书的学问
2015-04-14 明清史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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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










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从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功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功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有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需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




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挨来挨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读者诸君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来源：《法制资讯》2014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