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評《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2013.08.29

撰文：楊奎松

金著的使命感

　　

　　粗粗讀完金沖及先生的這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以下簡稱金書），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尤其是經歷了改革開放的巨大思想衝擊和歷史變遷，曾經長期被許多共產黨人視為傲人資本的革命經歷，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環。由於建國以來接連不斷的政策失誤，以至遭遇重大歷史挫折，由於人們已置身于全新的國際環境和社會關係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準則和發展理念，在在都引導著國人“告別革命”，過去那套革命的話語和理念，潛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極大的質疑，甚至是挑戰。金書正是面對這樣一種情勢，出於為革命正名，和全面論證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而作的。金書通篇其實都是在告訴讀者：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在100年內發生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達到，必然會是一個複雜艱苦的探索過程。無論革命，還是建設，許多事情都是頭一回經歷，既沒有現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經驗，怎樣根據中國的國情，走出一條切合中國實際的新路子來，必須通過成功與失敗的反復實踐，逐步摸索出，才能達到勝利的彼岸。因此，金書明確告訴讀者：“失敗是成功之母”，不能因為看見了挫折、失敗，就懷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艱苦的努力和探索。用書中的話來說，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麼都預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圍的局勢又往往那樣危急而緊迫，不容許你從從容容地做好一切準備後再起步。許多事只能看准一個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闖，在闖的中間作種種嘗試。其中難免會有風險，會有曲折。有時，人們的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再加上不那麼謙虛謹慎，還會付出很大的代價，碰得頭破血流。人們只能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發現問題就去解決，認識錯誤就去糾正，才能逐漸學會應該怎麼做。路就是這樣闖出來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經遭受過兩次大的失敗，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犯過兩次嚴重錯誤，但是：

　　“這個黨的本質是好的。無論怎樣艱難困苦的環境，無論多少巨大的外來壓力，無論自己一時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遭受多麼巨大的挫折，都沒有把它壓垮。它不但總能在失敗和挫折中挺過來，並且總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別人來糾正這些錯誤，經過用幾年時間嚴肅地總結經驗教訓，使自己變得更加成熟，更加聰明，使自己沒有白白付出那些代價，而從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一條正確的路子來。這是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所反復證明了的。”

　　不難瞭解，金書就是在這樣一種指導思想下，出於要回答中國為什麼需要中共，中共如何為中國奮鬥，又為什麼會遭遇到許多挫折，會犯許多錯誤，同時仍舊能夠引導著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取得成功這一重大歷史問題，來寫此書的。全書29章，只有很少的幾章沒有講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為中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書題為“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似乎並不是十分準確。尤其是從“中國史”的角度，書中實在也只是集中討論了政治史方面的問題，而對社會、經濟、文化、民族、外交、軍事等更廣泛地支撐一部“國史”的研究面向，著墨甚弱。

從階級史觀到民族革命史觀

　　那麼，從一部政治史綱的角度，金書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來，金書最大特色有兩點，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論，且盡其所能地邊敘邊議，大膽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種觀點。二是它字裡行間充滿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國人當年各種愛國言論，並常常加以動情的議論，或褒或貶，皆以是否利國為標準。由此也就決定了金書與傳統中共黨史寫法的一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作者明顯地力圖展現一種新的歷史解讀的方法。實際上，這也一種史觀的改變。

　　傳統的中共黨史所依據的，是聯共（布）黨史的思路，即要基於階級史觀來講民族和國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來談國家、民族、社會及其在此基礎上所發生的種種矛盾與衝突，再依據階級差別、階級矛盾、階級衝突，去解讀國家關係、民族關係和社會關係問題。比如毛澤東講中國革命的原因時，就會首先講中國社會長期的封建性質及其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進而說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統治，並促成了中國社會的分解和新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然後再說明列強各國為了把中國變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展開的爭奪，又如何瓜分著中國並利用中國的買辦階級和沒落地主階級做自己統治中國的工具。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總結出中國近代社會的幾大特點：

　　一、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顯然的優勢。

　　二、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並在中國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頗大的作用；但是，它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繫的。

　　三、皇帝和貴族的專制政權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階級的軍閥官僚的統治，接著是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政。

　　五、由於中國是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或半統治之下，由於中國實際上處於長期的不統一狀態，又由於中國的土地廣大，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端的不平衡。

　　六、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也才有了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說，和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物件、任務和動力所在，決定了只有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具有最徹底和最不妥協的革命精神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才可能擔負起組織、引導中國社會各個革命階層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任務的論點。傳統的中共黨史，包括建立在這一觀點上的中國近代史、現代史的寫法，曾經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與敘述邏輯之上的。

　　和這樣一種完全建立在階級史觀基礎上的傳統敘述模式相比，金書的敘述邏輯明顯地有所不同。作為一部“史”書，作者幾乎未做任何理論性的歸納和分析。包括從開篇第一章介紹二十世紀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金書都沒有像傳統中共黨史那樣，用到毛澤東的理論分析首先來分析一下時代背景、國內外階級關係和歷史演進的客觀邏輯。金書大量引證史料，細述歷史過程，說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乃至於辛亥革命和孫中山領導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鬥爭，都不能改變近代中國的悲慘境遇，中國非要共產黨不可，都是據史以論，並不著眼於階級分析。

　　按照各種史料所提供的線索，金書對中共形成背景及經過的認識是這樣的：一是因為在當時只有馬克思主義具有“綜合體系”和“根本解決方法”可做指南，又有俄國革命奉行成功可做榜樣，並且它還指示著一種可以超越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理想前途，因此對激進知識份子極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國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再加上俄國的共產黨人派代表到中國來，提供了最直接的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又恰好在這個時候達到了相當的水準，中國激進的知識份子有了與這些極大地區別於中國社會其他階級的工人階級結合起來的可能性。而歸根結蒂，是“祖國和人民的悲慘處境”，“驅使他們產生一種特殊的緊迫感”，陳獨秀等人就是因為看到俄國的方式救國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馬上開始“改造中國社會的實際行動”，所以才會照著俄國人的樣子，成立共產黨。這全都是時勢使然，是“客觀時局發展到這一步”。

　　為救國而建共產黨，共產黨為救國而革命、為中華民族之崛起而奮鬥，這其實就是金書的中心論點和敘述邏輯之所在。也正是為了能夠在敘述中使中共與中國及其整個民族合乎邏輯地融合在一起，金書中經常用大量充滿激情的文字動情地談論“中國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心聲、情感與精神，熱情地謳歌代表著這些心聲、情感與精神的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鬥爭。如果說，傳統中共黨史堅持的是一種階級史觀的話，那麼，金書顯然更多地是基於一種民族史觀，或曰民族革命史觀來解讀這一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史。這應當是金書與此前許多正統的中國近代史、現代史、革命史和黨史著作，最為不同之處吧。

要跳出傳統史觀並不容易

　　但是，要跳出傳統的階級史觀，真正改從民族史觀的角度來看問題，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讀金書，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作者雖然看歷史的角度發生了改變，但他不僅沒有改變傳統的中共黨史中的各種基本觀點，甚至也沒有停止使用傳統的中共黨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種階級的概念。比如“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等等。包括在談到這些概念時，金書對各個階級性質、作用的基本判斷，也和過去沒有兩樣。如講地主階級是“沒落”的，講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講中國早期的工人階級“還沒有作為一個覺悟了的獨立階級力量登上政治舞臺”，到五四愛國運動時則“開始以獨立的姿態”“走上政治舞臺”之類。而且，多半是由於篇幅過大的原因，金書甚至沒有具體討論和分析過這些所謂階級的種種複雜情況。但一方面繼續延用傳統的階級觀點，一方面又超越階級處處從民族和國家的角度談歷史，兩者之間難免會出現一些扞格之處。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金書關於“工人階級”的看法。在金書中，凡談到工人或工人階級處，除早期外，幾乎無不是與共產黨相聯繫的。給人印象，在中國，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或由共產黨所代表的。這樣簡單地劃等號的作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對歷史的某種誤讀。

　　如書中在談到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蔣介石國民黨在上海對工人的態度時，就說蔣為便於鎮壓行動的突然性，“並不輕意暴露自己的真實意圖，仍對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寬心的友好姿態”。金書雖沒有用過去一些書中用過的蔣介石向工會送錦旗麻痹工會的說法，卻還是舉了四一二前十來天周鳳岐的第二十六軍與工人舉行兵工聯歡大會等史料來證明存在這種欺騙。但在這裡，金書顯然忽略了當時上海至少存在著兩個全市性工人組織的情況。事實上，當時上海有兩個具有全市性影響的工會組織，一個是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一個是有青紅幫背景的工界聯合會。周鳳岐部不可能也沒有與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的工人聯歡過，但他們確實是與工聯會的工人舉行了聯歡會。籠統地說蔣介石以此來欺騙麻痹“上海工人”，顯然與當時的史實有出入。

　　其實，就是中共認為自己所代表著的人數不多的中國產業工人群體，因為行業、地域、語言文化區隔等種種原因，在全國範圍內情況也是極為複雜的，直接在共產黨組織影響下的人數極為有限。一方面，在中國，最早開始做工人運動的，一是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是國民黨人。像廣州的產業工人（即機器工人），長期以來就是被組織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裡面的。在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兩個工會就互不相讓，不止一次地發生過兩派工人的大規模械鬥。中共1927年12月舉行反抗國民黨的廣州暴動，機器工會的工人還在國民黨的組織下，積極參加了鎮壓行動。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轉入地下後幾乎無法在城市產業工人中發展組織。特別是1931年前後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更是全面受到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1940年代末，中共初進城市後就發現，無論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還是在石家莊這樣的中小城市當中，國民黨在產業工人中的勢力和影響都很大，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國民黨或成為國民黨工會組織的骨幹分子。為了避免打擊面過大，中共還專門通過檔規定，不對一般工人加入國民黨問題進行追究。

　　類似的情況並不僅僅表現在工人的問題上。這從一個方面可以說明，講這段歷史時，籠統地談這個“階級”，那個“階級”，和把傳統的中共黨史中關於階級作用的說明簡單地接受過來，而不做具體分析和史實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對歷史的誤讀的。

如何看待蔣介石國民黨？

　　不從階級分析、階級鬥爭入手，只著眼於民族和國家利益，處處強調中共是民族和國家利益的代表，還有一個容易引起歧異的問題。這就是：既然是講民族、講國家，始終與中共存在著鬩牆之爭，卻同為民族兄弟的蔣介石國民黨該如何擺？

　　在金書中，因為要證明歷史上國共之爭中中共的正確性，蔣介石國民黨依舊被描述成一種負面，甚至是反動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傳統的中共黨史著作中，蔣介石國民黨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與中共關係的變化是有內在邏輯可尋的。而金書離開了階級分析的觀點，蔣介石國民黨的形象反而變得模糊不清了。

　　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蔣介石國民黨毫無疑問是民族主義的。他們之所以和中共時而合作時而對立，只是由兩者的階級關係所決定的。前者被通常認為是代表資產階級或地主資產階級的，後者則被認為是代表著致力於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工農群眾，尤其是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無產階級的。當蔣介石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時，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人有時會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與之合作；當蔣介石國民黨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甚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時，雙方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敵人。

　　按照金書的分析方法，蔣介石國民黨的階級代表性看不見了，中共成了民族國家利益的唯一正確的代表，蔣介石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性質也成了問題。這樣一來，要想說清楚它與蔣介石國民黨分合衝突的原因自然就變得十分困難了。由於沒有掌握其他評價標準和工具，作者甚至不得不從道德層面上來看問題了。比如，當蔣在書中作為反共人物出現時，作者斷言他是國民黨中那種“只是想靠孫中山來謀求自己的發展”的人物，一心在謀求權力和地位。隨著蔣介石國民黨與中共矛盾衝突加劇，作者的評價也更趨道德化，稱蔣內心是反蘇反共的，為了權力地位，表面上表現成左派。“一到羽毛豐滿便突然變臉了”。這一評價在說明蔣發動四一二事變時，更加變成一種人品的貶斥了。書中最直言不諱的說明就是：“蔣介石是個要把一切大權獨攬在自己手裡、容不得任何異己力量而又富於權謀的人。當自己實力不足的時候，他可以隱忍不發，以便一步一步地達到目的……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他立刻會翻過臉來，採取令人吃驚的斷然行動”，且“手法十分卑劣”。

　　從道德人品的層面來評價歷史人物，嚴格說來是危險的。因為它很容易導致研究者的情感傾向左右史實敘述。金書似乎就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因為作者對蔣介石道德人品的觀感極差，不僅影響到全書對蔣介石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評價幾乎完全負面，而且影響到作者對一些可能影響到讀者對蔣產生某種好感的看法的史實，也會採取回避的作法。比如，金書就只講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以後如何不抵抗，對蔣隨後在錦州、熱河、長城抗戰問題如何主張抵抗，調兵遣將，如何與張學良發生爭執，卻未置一詞。講到熱河不戰而失，不講張不按照蔣令撤換湯玉麟，積極部署抵抗的背景，卻說蔣介石乘熱河淪陷“逼迫……張學良辭職”。對於緊接著發生的長城抗戰，金書雖沒有否認中央軍有參戰，卻對西北軍的抵抗給予高度評價，對晉軍的抵抗只講失利，中央軍的作戰則被描述為主要是“有愛國心的將士們”的所為。

　　對於隨後的抗日戰爭，金書花了許多筆墨，寫得很充實，還辟出專目來寫民族資本家的作為和態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這時多少注意到了作為國家統帥的蔣介石當年領導全國抵抗和國民黨軍隊的作用，第一次表示承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內許多軍政人員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義思想”。這理應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發點——民族史觀。但作者對此並不能堅持到底。書中認為，在抗戰爆發後一年多時間裡，“國民黨和它的軍隊的表現是積極的，在抗擊日本的軍事行動上擔當了主要部分”。到抗戰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軍隊就只是“仍堅持在抗日陣營裡，並且在一些戰場上進行過頑強的抵抗”了。到抗戰後期就更不要提了，自身專制腐敗，作戰一潰千里，對中共卻磨刀霍霍。作者的觀點幾乎都來自毛選，但卻仍舊沒有用到毛的階級分析的方法。作者歸納蔣對日也好，對共也好，認為其態度變動的主要“內在原因”就是一點，即必欲堅持其專制獨裁的統治地位，因此搞到天怒人怨。

　　就形式而言，作者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但從邏輯上來看，卻未必都能說得通。因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和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追求獨裁、專制並不一定就不好，就會失敗。俄國著名的歷史唯物論者普列漢諾夫就舉過拿破崙的例子，稱拿破崙始終是追求獨裁和專制的，他甚至走到恢復帝制自己做皇帝的地步，也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反而還得到了法國民眾的一致擁護。普列漢諾夫明確認為，一個歷史人物偉大或渺小，與其個人的性格品質和選擇何種統治形式，並不構成直接的因果關係。重要的是他是否代表了社會的需要。他代表社會需要的時候，就是強有力的；背離了社會需要，就一定會被歷史所淘汰。更何況，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蔣介石固然迷信和追求專制獨裁，但國民黨恰恰不是因為控制太過而失敗，反而是因為其自身派系林立，內部分歧太多，和無力控制社會而歸於失敗的。很顯然，注意到這些情況，金書離開民族戰爭和利益格局大變動的複雜背景，對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中所慮所欲、所作所為的總體評價，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前三十年”敘述的糾結

　　金書最少爭議之處，應該是有關中共建國史的敘述。因為這一時期的政權建立、經濟恢復、抗美援朝、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和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實現等，可以說是一路凱歌高奏，作者寫起來也從容順暢，頗為得心應手。但是，一進入到1957年，問題就再度浮現出來了。

　　從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長篇講話，認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今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將是人民內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相信需要通過群眾提意見的方式説明黨解決引發社會矛盾的官僚主義的問題；再到5月毛澤東受不了言辭激烈的批評，懷疑有人乘機“反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的短文，進而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將55萬知識份子和黨政幹部打成“右派”，金書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引述了許多毛澤東談階級鬥爭的言論觀點。由於作者此前一直沒有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說明毛澤東和中共種種政策策略及其路線方針的變動原因，讀者突然讀到大量毛澤東談論階級鬥爭問題，且前後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澤東到底對新中國條件下的階級關係、階級鬥爭及其形勢，是怎樣一種看法，他為什麼一會兒認為新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一會兒又認為新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階級鬥爭還嚴重存在？金書對此沒有做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釋，只是借用龔育之的一段話，說問題主要是出在缺乏經驗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勢變化，就容易偏離正確的軌道。但顯而易見的是，毛澤東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設國家與社會的經驗，卻並不缺乏革命時期的群眾性階級鬥爭的經驗。其一旦偏離“正確方針”，馬上就會回復到過去階級鬥爭的方針上去。

　　嚴格說來，離開中共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來講二十世紀的政治史，尤其是講中共的歷史，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準確地解讀改革開放前始終依靠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觀念指導革命與建設的中共的種種成功與失敗。

　　就像講中共八大決議宣佈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將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講毛澤東在《正處》中宣佈今後將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如果不講中共所依據的馬克思、列寧的階級觀、國家觀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經驗，讀者是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這種宣佈的意義所在的。

　　同樣，講1956年東歐剛剛發生過波匈事件，中國也發生有學生、工人上街鬧事，1957年毛澤東卻毫無顧忌地全力推動整風運動，號召黨內外人士積極向中共提意見，如果只講建國頭幾年接管建政、恢復建設如何成功，而不講自建國以來中國通過“土改”、“鎮反”、“肅反”，已經“殺”、“關”、“管”了數百萬“地”、“富”、“反”、“壞”，並通過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動思想，以及思想改造運動和學生、幹部、知識份子人人交待歷史問題與反動社會關係等等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對社會進行了全面清洗，讀者也就無法體會到毛澤東當時何以會信心滿滿，更無法理解何以毛髮現有人“倡狂進攻”會倍感意外，進而造成對形勢的嚴重錯估，重拾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手法，一舉打出數十萬所謂“右派分子”。

　　金書講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講1959年反右傾運動，都比較實事求是。書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認了當年各地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作者明確指出，按照1950年代中期以後全國人口統計的情況，每年增長數都在千萬以上。但1960年的全國人口不僅沒有增長，還減少了1000萬人，1961年又進一步減少了340余萬人。兩年的數字相加，不僅少增加兩千五六百萬人，還減少了1300萬人。除去按金書所說“育齡婦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嬰兒出生率大大減少”外，“全國因缺糧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之眾，可想而知。

　　發生如此慘重的“災難性惡果”和“巨大的悲劇”，金書對原因的分析卻難以讓人接受。按作者的說法，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主觀上想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一些，讓人民早些過上好日子，只是因為“驕傲”了，計畫“超越了國力的實際可能，過分誇大了主觀能動性的作用……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才發生了慘劇。作者在這裡沒有使用主語，讓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還是“黨”。姑且不論作者所指是誰，其對問題根源的分析明顯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餘地。勿庸置疑的一點是，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都可能發生頭腦發熱或判斷失誤的情況，這並不奇怪。問題是，任何一個有著正常制度的國家，都會有避免或減少因個別領導人錯誤決策引發嚴重後果的校正系統與機制。何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竟不存在這樣的系統與機制？不僅不存在，彭德懷等人正常上書反映問題，還會因惹惱最高領導人而身陷囹圄，原本應該有所調整的錯誤決策反而會更加變本加厲，從而使形勢雪上加霜，導致明明可以少發生的嚴重後果更加嚴重了。

　　不難瞭解，1958年以後，甚至可以說在新中國建國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各種嚴重問題，無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思想、文化，幾乎都是與中國不存在可以約束最高領袖意志，減少因錯誤決策導致可怕後果的正常機制和制度密切相關的。包括大躍進，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無不反映出這樣的情況。簡單地從動機上來看問題，把這一切歸結為“驕傲”，歸結為“沒有經驗”，給人印象，只要主觀上注意些，謹慎些，就能夠避免發生如此錯誤，這無論如何是不妥當的。

現實之禁與史家之忌

　　擺在我面前的這部書稿，多達100萬字，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實際上它也不能不從1840年鴉片戰爭講起，甚至於細說1894年甲午戰爭和1898年的戊戌變法，因此其縱貫歷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份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僅花兩年多時間，就順利完成，並且還能持之有據地講出一番新史說，在當今中國，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資格和功力了。

　　說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於兩點理由。

　　一是當今中國史學研究越來越偏向于微觀史，傳統的宏觀史論鮮有人做了，過去能做者無論知識，還是年齡，都垂垂老矣，再難堪此重任。旦有嘗試者，也幾乎都是新瓶裝舊酒，難得寫出一點新意來。唯有作者，年雖日近八旬，卻一直堅持在學術研究的第一線，且不斷有新成果推出。其敢當此任，寶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為當然。

　　二是史學研究首重客觀，它要求研究者與研究物件必須保持相當的時空距離。因此，當今做歷史研究者，無論中外，鮮有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者。縱有，也僅及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除不敢過近外，也因為中國檔案文獻的開放，目前通常也只開放到這個時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在中國，不受此時空限制而仍能冠以“史”字做更切近之研究者，卻有一個中共黨史研究專業。而且，因此專業有很強的官方背景，其研究者還往往有查閱未開放檔案史料的特權。越是在中共黨史官方研究部門，越是具有高級別者，能看到的檔案史料相對也就越多。而作者恰恰就具備了這兩方面的條件。他既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專家，又是中共黨史研究界行政級別最高的專家，其得天獨厚之處，當今無人能及左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的身份來撰寫從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國歷史，又可以以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的身份來撰寫1950年代以後到二十世紀末的中共黨史，如此兩相貫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過，作者能做、敢做，並且已成之事，在我卻仍抱有很大疑惑。

　　坦率地說，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種強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認同他關於當代人比較容易瞭解當代各種事態發展的種種複雜因素，不像後人看久遠的歷史那樣容易因環境隔膜而判斷失真的看法。

　　我從五四前後一直努力向後研究，於今已逐漸研究到1950年代初，私心所慮，也在於此。但即便如此，我對於作者把近二十幾年、十幾年，乃至於幾年前的事情都寫入到史書中來，而且還率性褒貶的作法，仍認為太過冒險了。

　　我不反對當代人寫當代史，古來不少歷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幾乎同時代人寫的，這證明當代人並非就一定不能寫好當代史。然而，這樣做畢竟是有條件的。第一是研究者和研究物件必須保持一定的時空距離，絕不能太近，更不能自己人寫自己史；第二是必須儘量研究微觀，而不能做全景式研究，尤其不能做蓋棺之論。畢竟，研究距離自己太近的歷史，太容易因自身經驗、情感、立場及其價值觀等等局限，而扭曲對歷史真實的認識了。再好的歷史學家，怕也概莫能外。史達林是再精明沒有的了，他當年主持編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即使今天讀起來，也還是能感覺到它文字的嚴謹和很強的邏輯力量。但是，離開史達林時代許多年以後，太多的史料被發掘出來了，結果證明當年彙集了蘇聯許多專家心血的這本書和歷史真實相去甚遠，作為史書毫無價值，這無疑是一個很典型的教訓。

　　凡是研究過中共黨史的學者都瞭解，時間離現實越近，研究的困難也就越大。這與能不能看到檔案史料甚至沒有多少關係，而是現實政治會製造出許多禁忌，由不得你如實敘述。作者再有資格，也不可能不受到此種禁忌或忌諱的影響，甚至是左右。

　　舉一個例子，金書談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等解決“四人幫”問題這一過程，就讓人深感遺憾。這本來是一段很具傳奇色彩的歷史經過。目前涉及到這段歷史的回憶已經出了不少，坊間也有各種說法，原本很可以做一點精彩的考據，並寫得很生動，但作者卻全無針對性的分析和討論。就連華國鋒究竟起過怎樣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為對華的政治評價說深說淺都會有些敏感，故有意寫得很含糊。包括對在這件事上起了極為關鍵性作用，後來因此還一度做過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竟連名字都沒有提到。對於這樣一件距今已過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諱，談再近些的事情怎麼可能實事求是？

　　因此，我雖受人之托做此書評，卻不欲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金書二十世紀最後二三十年的記述說長論短。但在這裡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無論金書存在怎樣的不足，以作者這樣權威的近代史專家和中共黨史專家，經受了改革開放30年各種思潮的強烈衝擊後，仍有如此強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觀察中國近現代政治歷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觀，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嘗試和調整，還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