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三讀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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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瑜：三讀黃仁宇

2015-04-23 中華讀書報 新史學



　　究其根源，黃仁宇的歷史觀點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他經歷的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國民黨軍隊中低能的士兵、勾心鬥角的官僚和戰爭中的野蠻殘暴，因此他要尋找的是問題出在哪裡。問題的最後答案也許真的要在歷史中才能找到，但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與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一樣，前者由於身在此中、後者由於無法重現而又同樣得到加強，因此我們恐怕誰都不能肯定地說：哇!我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不久前還在一篇文章中建議，無論是否暢銷，三聯書店的《黃仁宇作品系列》中，還是應該列入他的《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因為作者“大歷史”的落腳點恰恰就在這裡。人們讀了他《關係千萬重》、《地北天南敘古今》等，會被他對半個多世紀前的那些故人舊事的敘述所吸引，輕而易舉地被他牽著鼻子，進入《放寬歷史的視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以及《萬曆十五年》。但是走到這裡，人們會不由自主地變得嚴肅起來，他們終於發現，現代的問題，也許必須從五百年前說起。

　　我顯然低估了出版社的見識，因為沒過多久，這部學術著作就已經擺在案頭，同時還有一部作者的回憶錄《黃河青山》問世。就一般讀者而言，他們會覺得兩本書風格迥異，一本是敘事散文，可以輕鬆讀下去，而另一本則是被材料和“數目字管理”起來的，即使是歷史學家而非明史或經濟史專業的學者，也會只光顧那前者，而感覺後者的確不忍卒讀。其實在黃仁宇那裡，這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繫，因為他無論對明代中國還是對宏觀歷史的看法，都與他的生活體驗有直接聯繫。

　　關於歷史客觀性的討論，聯繫到史家個人和藉以構建歷史的史料中的主體因素，已經討論了大半個世紀，故有克羅齊一切歷史為當代史或科林伍德一切歷史皆思想史之說，到後現代史學則通過文本批判等等推向極至。常有人指出，中國史學歷來有“求真”的傳統，固無疑義，但無論是追求實證性的考辨還是“秉筆直書”的史德，都不懷疑總體意義上的史料的客觀性，也不考慮即便是“良史”也有可能存在內在的局限性。這使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有學者針對宋元山水畫的議論，認為北宋山水畫表達了畫家的一種“無我之境”，把個人的情感隱含在對自然的描繪之中，而不試圖通過畫面內容的安排，把這種情感直接外露地表達出來。而到宋元之際，畫家強調的不再是描述對象的細節真實，而是把重點放在傳達個人的情感心緒之上，畫面上的自然景物不是畫家所要表現的最終目標，而只是一種手段或工具，因此進入“有我之境”。

　　如果僅從黃仁宇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的著作中是很難看出他個人獨特經歷的影子的，因為凡科班出身的歷史研究者總是被要求從客觀的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對待他的研究物件，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學科規範”。這倒不是說研究者故意要從個人的好惡出發去詮釋歷史，而是研究者在選擇研究題目的時候，總會有自己獨特的考慮。事實上大多數研究者不過是從學校到學校，像黃仁宇這樣具有傳奇經歷的人本來不多，而有此經歷而後又轉學歷史，並把親身體驗與研究課題結合起來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但人們自以為平淡無奇的經歷並不會“潤物細無聲”地潛入自己的歷史思維，恐怕也會大錯特錯。我們有幸讀到顧頡剛、譚其驤等人的傳記，知道了歷史撰寫背後的許多故事，也有幸瞭解了黃仁宇直言不諱的自白，對那些史學專著的審視，恐怕也要多幾重視角，這也許便是人們宣導“重寫學術史”的原因所在。

　　黃仁宇並不避諱“有我”。他的《黃河青山》、《地北天南敘古今》講了許多抗戰期間在前線的遭遇，講了戰後他在東北甚至在日本涉及停戰問題的經歷，戰爭前後是他的回憶的重要主題，他所謂“將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人身經驗穿插成為一氣”，主要就是指這個戰爭經歷。甚至這個經歷延續到他在美國讀書和教書的生活中。按他所說，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個“潛水艇三明治”，的確是他親身的體驗再加上他後來治史學的結果。其結論即“近代國家的革命，統有共同的程式，即上面要重創高層機構，下面要翻轉低層機構，從中還要新訂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繫。這樣的改造少則三五十年，多則近百年或超過一個世紀”，確有其自圓其說的說服力。

　　儘管如此，我們仍無法因為這個原因而要求歷史學家都去經歷一次戰爭。大多數人還是要在圖書館和書齋中重建他們頭腦中的歷史。古人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們無法做到;人類學家做田野工作、以求獲得“地方性知識”、然後再對其加以“深描”的辦法，對於研究古史的人來說也難以實踐，我們只是想強調，每個人為了說明問題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經過選擇的，那麼應該自覺地思考為什麼選擇這些、而非那些史料;然後在依據這些史料對歷史進行重現和解釋的時候，還要思考我們之所以這樣、而非那樣重現和解釋的根據。“無我”是真正能做到的嗎?

　　據說黃仁宇曾經交待，《黃河青山》須在他去世之後才可翻譯出版。我妄自揣摩，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對幾十年前國共兩黨之間的恩怨有他自己頗為寬宏的解釋，而在於他對所任職的學校將他隨意解聘頗有怨辭，特別是對美國的一些中國史權威對他的研究思路及新著《中國並不神秘》採取了否定態度而大為不滿。頭一場風波發生在他與費正清之間，因為後者對他研究明代財政稅收的觀點不敢苟同，因此該書未能按計劃在《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中出版。按黃仁宇的說法，原因在於美國人慣于把道德判斷置於技術層面之前，費正清也是同樣，他們可能會更多批判明代財政制度的荒謬，來取代對這套制度背後邏輯的挖掘。他還指出，他們之間的矛盾系因“學術圈和部分出版社的習慣”所引起。這樣說來，二者的分歧竟在於黃仁宇更多的是從對中國的體驗出發，而費正清更多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現實體驗?是兩種“有我”的衝突，還是相形之下後者更無法擺脫“有我”?

　　令黃仁宇耿耿於懷的另一場衝突發生在他與芮沃壽(中譯本音譯為亞瑟·萊特)之間。他用了“悲憤交加”這個詞來形容後者否定其書稿對他的震動，因為他認為此書與他的作家生涯和教師生涯息息相關。黃仁宇一方面懷疑芮沃壽認為他對中國歷史的詮釋方法太富民族優越感或太偏袒中國，另一方面則認定後者毋寧選擇具體的研究時段進行細節描述，並不贊成進行長時段的宏觀論說。而黃仁宇主張，“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情勢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自己顛沛流離，一切源於中國的動盪不安”。因此他的詮釋方法，是以時事為出發點討論長時段的歷史，他認為，尷尬局面的原因就在於此。這終於使我們明白，黃仁宇的作品、特別是他的“大歷史觀”在美國的影響甚微、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癥結，在於他過於強烈的“有我”。

　　其實就《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和《萬曆十五年》來說，黃仁宇可以說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前書就明代中後期的具體制度，利用了大量資料和資料，分析了帝國管理體制中無法克服的弊病;後書則分析了若干人物的命運，認為他們的不同結局不過是一個大的歷史過程的必然結果，這些都符合他的個人體驗，也可以有史料的證明。但是由於不可能對史料做竭澤而漁的工作，因此過於強調某種既定的思路邏輯，也會帶來明顯的缺欠。比如出於對帝國體制僵化的強調，作者對“一條鞭法”的社會效果極不樂觀，而新的研究則提供了不同的資料佐證;再比如出於對制度的批判，因而對像正德皇帝或萬曆皇帝這樣的個人採取了同情的態度，認為他們的聲色犬馬是對傳統官僚政治的不近人情的消極抵抗，也有矯枉過正之嫌;他批判明代的財政管理不如以前歷代靈活，因此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以當時士兵頭戴竹盔、身披紙甲這樣的例子，說明代在工程建設上的成就不過就是長城、宮殿和陵寢等等，來證明明代的“衰落與遲滯”。現在看來，即使不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語境下展開討論，他也對明代賦役制度不斷調整的意義估計不足，特別沒有考慮到制度的簡單和缺乏靈活性與制度的束縛是兩回事，因為如果僅僅是前者，反倒可能給市場的自由運轉提供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我們同意他說當時的發展趨向並非是英國式的資本主義，但根據近年來學者的研究，他對當時發展水準的估計還是過於悲觀。

　　究其根源，黃仁宇的這些觀點應該與他的經歷有關。他經歷的正是我們這個國家烽火連天、滿目瘡痍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軍隊中低能的士兵、勾心鬥角的官僚和戰爭中的野蠻殘暴，因此他要尋找的是問題出在哪裡。問題的最後答案也許真的要在歷史中才能找到，但現實問題的複雜程度與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一樣，前者由於身在此中、後者由於無法重現而又同樣得到加強，因此我們恐怕誰都不能肯定地說：哇!我找到了歷史的真相。

　　其實美國學者也不敢追求絕對的“無我”。費正清與芮沃壽不同，他與黃仁宇有頗多相似之處，希望對歷史有個宏觀的把握，原因在於他對中國的現實政治有不少的參與，上世紀討論應為美國“失去”中國負責的三個John中，他就算一個。他的歷史觀和歷史敘事方法是典型的“有我”。但他能做的，黃仁宇不見得能做。有的人以宏觀敘事為業，視為理論家;而另一些人如果以同樣的方式做事，就可能被視為信口雌黃的瘋子。多數美國學者像芮沃壽，他們的策略是把“有我”體現在微觀的敘事上，這樣就可能把討論限制在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就不會引起過多的異議。我突然想到寫《白銀資本》的弗蘭克在這個意義上正是另一個黃仁宇。

　　司馬遷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昔西伯拘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說的都是“有我”而發，做出生前不曾料想到的名山事業的。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這些在養尊處優的生活裡寫歷史的人，是永遠不能登堂入室的了。而黃仁宇設若能因此從祀史家的聖賢祠，不亦可獲慰於九泉之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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